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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內容:起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分稅制改革,無論是方向性的宏觀把握還是技術性探討,項懷誠都站在風口浪尖。30萬會計人,在項懷誠看來,不是一個指標,是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誠信大環境的渴望。 |
提起財政部原部長項懷誠,你會想到什麼?
他幼年時有數字恐懼癥,但一堂課能寫兩篇作文,自己一篇,替同桌再寫一篇。他有個名揚世界的表叔,中國兩彈一星元勛楊嘉墀,那是他最初的偶像。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研究俄漢機器翻譯,成天對著一個有兩三個房間那麼大的家伙乾瞪眼。他還差點去了雲南一所大學當老師,因為當時愛人身懷六甲,纔未成行。
項懷誠,從一個中文系畢業生,最終走入『財神爺』的行列。而正是那些雜糅的因子,讓他在隨著宏觀調控的指揮棒起舞時,以思維縝密、決策果斷、擅長談判著稱。在某種程度上,他和自己的表叔一樣,早已享譽內外。
分稅制改革之釋疑者那會兒,『大紅人』項懷誠每天早上得穿過各省等著對賬的人群,纔能進入辦公室。遇到中央點名『讓項懷誠去解釋』的情況,他得拎著公文包即刻啟程。
項懷誠將自己的職業生涯形象地劃分為三個階段:收錢、分錢和賺錢。與之對應的是他的三種身份:國家稅務總局黨組書記、財政部部長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各有難處。
起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分稅制改革,無論是方向性的宏觀把握還是技術性探討,項懷誠都站在風口浪尖。
從1980年至1990年間,高達9.5%的GDP平均增速沒有促進國家財力的同步增長,反而出現了這樣一幅讓人費解的現象: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中央財政收入佔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項懷誠把矛頭指向當時的稅收體制,稅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沒有多少增量。
事實上,在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國的財政體制始終處於多變、不穩定的狀態中。在1993年之前的40多年裡,變動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財政體制只維持了一年。
『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財稅體制應該穩定和規范,並且更應當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體制。而我們國家當時頻繁的、輪番變換的財稅體制,有可能造成地方對中央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為不知道下一步中央將如何改?怎麼改?更不知道未來的預期。』時任財政部常務副部長的項懷誠有自己的一套財政改革理論,在那個時期,他寫出了《中國財政體制改革》一書,並與幾位同志一起完成了被理論界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系統論述市場經濟的著作——《中國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
和預料的情況相似,1993年9月,轟轟烈烈的分稅制改革拉開帷幕後,一些省份的質疑聲四起。時任財政部部長劉仲藜和他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為了說服這些省份擁護分稅制改革,中央領導曉之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理』、動之以顧全大局向前看之『情』,可謂苦口婆心,四處奔走,有時是忍氣吞聲,或是軟硬兼施。說服的基礎是與每一個省份細算實行分稅制稅收對比的賬。
項懷誠頭一回感受到了自己是個『大紅人』。每天早上,他得穿過各省等著對賬的人群,纔能進入辦公室。遇到中央點名『讓項懷誠去解釋』的情況,他得拎著公文包即刻啟程。
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率領下,改革小組用3個月的時間跑了13個省,一個省一個省地做工作,一家一家地算賬。而項懷誠也證明了自己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見了數字和圖表就繞道的少年,他用嫻熟的業務知識、高超的談判技巧和雄辯的口纔,征服了那些質疑分稅制改革方案的官員。
在談到改革功過時,朱鎔基曾肯定地說,『對財稅體制改革的成功,怎麼評價都不過分。』這無疑是對當年每一位改革者的褒獎。
即便改革的過程異常艱辛,項懷誠也認為:『從歷史上看,我們這一代人改革已經幸福得不得了了!有中央、國務院領導的全力支持,知足了。』
一場財政的『自我革命』『改革很難,但如果要把中國的經濟增長置於一個有雄厚財力作保障的基礎之上,財政必須要改革,哪怕以我下臺作代價。』
項懷誠『幸運』地身處歷史巨變時代,既是歷史的推動者,也被歷史潮流裹挾向前,在成為歷史標志性節點的事件上常有他的身影。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當口,項懷誠出任財政部部長,並提出任上將要完成四件財政大事:財政總收入達到GDP的20%,中央財政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爭取達到55%—60%;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一個公共財政框架;實行稅費改革。
反觀現實,當年我國的出口增長率為0.6%,接近於零,而在上一年,這一數值為21%。『當時我的感覺就好像腳在汽車油門上使勁踩,車子就是上不去。』
與亞洲金融風暴接踵而至的是我國百年不遇的大水災,處處喊苦、處處要錢,財政體制又面臨著新一輪改革。這時,媒體筆下總是談笑風生、樂觀積極的項懷誠,開始了一段需要吃安眠藥纔能入睡的難忘經歷。
『當時財政真沒錢,我這個財政部長人窮志短啊!』回憶起那段經歷,項懷誠發出這樣的感慨,『有一次一位國務院副總理向我要錢,我一點不給不行,只能做到給一點,在人家嘴巴上抹些糖,有點甜味,但解決不了什麼問題。』
1998年6月16日,項懷誠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財政宏觀調控與啟動經濟增長》,提出我國應當適時適度地擴大財政舉債規模和財政支出,增加投資,刺激消費,促進國民經濟增長。1998年8月,中央決定首次增發10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財政赤字大幅增加。像當年分稅制改革一樣,項懷誠作為這項政策的執行者,每年都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做說服工作。
而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據國家統計局計算,自1998年以後的連續4年裡,其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1.5、2.0、1.7、1.8。在全球經濟明顯放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迅速走出瓶頸狀態,並以每年7.7%的速度大幅增長。
在項懷誠上任之初計劃做的四件財政大事中,稅費改革無疑耗費了他很多精力。
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初,有人給項懷誠算了一筆賬,『中央財政只要拿出80億,全國農村的稅費改革,就能乾成。』不管賬是怎麼算的,這的確給了項懷誠很大的鼓舞。但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一句話給項懷誠潑了一盆冷水,『老項,我給你200個億,你能辦成,就謝天謝地了!』
『當時哪能拿出200億!』項懷誠決定,先調研。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針對稅費制度、征管制度以及與之相關的政策法規,項懷誠廣泛聽取了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意見,制定了農村稅費改革方案,後經中央政治局通過。
此刻,項懷誠想到了應對中央財政一下子拿不出大筆資金的對策——分批試點。2000年3月,農村稅費改革首先在安徽試點。
試點成功後,中央財政『勒緊褲腰帶』,一下拿出600個億,補貼農村稅費改革。
也是從1998年開始,財政部開始大刀闊斧地推進財政支出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框架。
部門預算制度、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購制度等都是在項懷誠的主持研究下建立起來的。實行收支兩條線的做法更是從制度上解決了灰色收入、小金庫、甚至化公為私的問題。在項懷誠任部長的短短幾年裡,我國財政收入逐年上昇,他出任部長時為9000多億,離任時達到20000多億,他計劃內的四件財政大事也算交了差。
但成績往往伴隨著誤解,項懷誠的改革被外界解讀為是在收回財政部很多靈活的財政分配權力,而財政部內部則有人認為在其他部門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財政部單兵獨進走得太快,承受了過大的壓力。
項懷誠感嘆說,『其實,財政改革的方向是分配制度的規范化、制度化、公式化,真正剝奪的是財政部門的權力。改革很難,但如果要把中國的經濟增長置於一個有雄厚財力作保障的基礎之上,財政必須要改革,哪怕以我下臺作代價。』
會計『懷誠』『誠信的「誠」就是我項懷誠的「誠」,可能注定了我這個「會計門外漢」要來抓會計的誠信問題。』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發展迅猛,卻沒有來得及培養足夠多符合要求的會計人纔,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和誠信保障。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公開表示,中國要建設中國式的市場經濟,需要有30萬合格的會計人員。
1998年,朱鎔基將建立三所國家會計學院的任務布置給項懷誠,並告知他,『為國家會計學院選城市,最重要的標准是當地有可依托的高校會計師資力量。』
30萬會計人,在項懷誠看來,不是一個指標,是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誠信大環境的渴望。一場大力培養有誠信基本理念會計人員的工程開始啟動。項懷誠成為這項工程的見證者與參與者,三所國家會計學院的建設都在他任上完成。
北京和上海因其地理優勢以及清華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的依托,先後籌建國家會計學院。最後一個國家會計學院的名額,讓很多重視會計的省市坐不住了。當時國內希望在當地成立會計學院的城市並不少,東莞是其中之一,時任東莞市委書記為此事特意進京找到項懷誠,當面表態:『我把東莞最好的地段給你做會計學院。』因為當地沒有可依托的高校,這位市委書記鎩羽而歸。
經過考察和比較,最終,第三所國家會計學院花落廈門。『當初東莞市委書記承諾辦會計學院的那塊地,如今已經是東莞最火的經濟開發區。』項懷誠說。
三所國家會計學院從選址到建成,項懷誠分別去了十幾次,大到征地事宜,小到衛生間水箱太深、浪費水資源的問題,項懷誠都一一過問。為了解決水箱問題,他給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出點子,『找點磚頭或者空的可樂瓶子灌上水,塞在水箱裡,佔些空間,節約用水。』
盡管項懷誠為當時各省市對會計工作的重視感到欣慰,但也對會計人纔的誠信現狀感到擔懮。
2001年,在新《會計法》實施一年後,項懷誠要求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會計法》執行情況大檢查,檢查的重中之重,就是做假賬的問題。2003年,項懷誠主編了《會計職業道德》一書,用案例的方式闡述了我國會計人員應具備的誠信品德與職業道德。
當時國家領導人對我國會計誠信的擔懮還體現在注冊會計師行業,朱鎔基曾要求我國上市公司必須接受國外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並不認同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為上市公司出具的審計報告。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普華永道、德勤等五家國外會計師事務所被引入中國,當時中國政府給了這五家會計師事務所一個任務:為中國培養注冊會計師人纔,且明確要求其管理層逐步當地化。『這五家國外會計師事務所對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是有啟蒙作用的。』項懷誠這樣評價。
由於當時國內注冊會計師界對引入國外會計師事務所有不同看法,項懷誠頂住壓力,將當時我國駐世界銀行執董李勇召回國內,主持這項工作。事實證明,在國外會計師事務所的帶動下,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迅速發展起來,如今,做大、做強的勢頭已經可以與國外會計師事務所相提並論。
『財政不是簡單的分錢的事情,把會計做好是基礎。要提高會計在我國的地位,在財政部內部也同樣要提高會計專業人員的地位。』因此,在項懷誠擔任財政部部長期間,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秘書長和會計司司長先後被提任為部長助理。
轉型精明投資人從『社保基金拿了老百姓的養命錢去炒股』到『社保基金搞股市投資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或許媒體報道的前後變化,是項懷誠『精明投資人』的最好證明。
與收錢、分錢相比,賺錢顯然是一個難度更高的要求。
2003年,項懷誠出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這次,他又面臨著與1993年、1998年相類似的復雜局面。
截至2002年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資產規模為1240億元,收益穩定。而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速以及潛在兌付高峰的來臨,社保基金面臨著越來越迫切的保值增值壓力。
而此時,他的心裡是異常忐忑的。『我雖然不是學財政的,但做了40多年的財政工作,泡在染缸裡這麼久了,也會有顏色。這錢該不該給,該給多少,人家話還沒完,我大體上就有數了。』可初到社保基金會,項懷誠找不著感覺了。
經營不善,赤字高築是社保基金的世界性難題,在他面前似乎找不出一個可學習的榜樣。他經常把自己反鎖在辦公室,思考、研究社保基金會整個機構該如何運作。他也不是沒走過彎路,幾次大的投資都引來非議。剛到社保基金會那幾年,股市並不景氣,大盤在1200點至1400點之間徘徊,項懷誠卻大幅度增加股票投資的比例,大把買入中石化的股票,並且逆市增倉。
一時間,類似『社保基金拿了老百姓的養命錢去炒股』這樣的報道漫天飛舞,項懷誠表面上從容應對,但心裡卻在暗自祈禱:『老項,你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別最後賠一票!』
到了2007年,項懷誠的祈禱應驗了,股市迎來井噴,社保基金賺了1000多個億,收益率達到49%,用他自己的話說,『錢來得太洶湧,擋都擋不住!』
頓時,類似『社保基金搞股市投資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樣的報道又撲面而來。
項懷誠後來把這次『咸魚翻身』的原因解釋為是老天眷顧他,給了他好運氣。事實上,這是他在房間悶頭沈思的成果。
他的『理論』是,社保基金會這樣的資本運作單位,資金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資產的配置很重要。『第一部分是固定收益,肯定賺錢但收益不高,比例為3%—5%;第二部分資金放在資本市場,比例嚴格控制在30%之內,第三部分是另類增值,通常比例較低;第四部分是現金、等價物,原則是趨近於零。這個配置會根據行情不斷調整。』
其中屬資本市場的運作最為高明。他認為,哪怕股票跌了一半,賠的錢也會小於固定收益賺的錢,資產負債表上也是盈利的,而且即使股票賠了錢,但只要不賣掉,賬面上就不會表現出來。『這叫浮虧,這招很鬼!』顯然,此時的項懷誠少了分忐忑,多了分自信。
回頭來看,社保基金在2004年至2006年的不斷增倉是有計劃的,在股市低迷之時,其增倉的幅度已經接近政策允許的上限,換個角度,這是項懷誠為社保基金可能實現的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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