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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的情況下,政府權力便會利用手中的資源,主動的實施權力尋租行為,為自己謀求更大的利益。公務員內部價購房行為實際上是公務員階層利用政府權力為自己謀求利益的一種不公正體現 >>廣州發布房地產市場藍皮書 公務員購房均價最低
就在國內各大媒體狂批北京房價瘋漲之時,一則關於北京公務員買房內部價的報道引起了公眾的關注:一些中央部委及北京市地方政府系統的內部集資房、團購房、經濟適用房價格與周邊的商品房價格懸殊驚人,比如在北京海淀區四道口附近,商品房價格每平方米4萬元,而公務員內部價則為每平方米4500元,房價相差將近十倍!
與此同時,房地產大鱷、北京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也表示,北京有很多低價的定向住房,沒有向社會公開銷售,而是分配給中央或國務院的各機關、管理機構以解決公務員、進京乾部以及老乾部的住房等。據其透露,北京2005至2009年政府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設用地計劃供給指標為7130公頃,但實際上真正可以對外公開銷售的商品房住宅只佔全部土地供應量的28.3%,其餘的則是享受經濟適用住房政策的用地,由特定單位使用,不對外銷售。
兩則消息相互印證,透露給公眾一個信息:公務員在購買住房方面享受著巨大的政策性優惠。盡管在形式上國家已經取消單位福利性分房,但是一些單位還是以內部價的形式給公務員購房以各種優惠,並以之作為單位的福利。
誠然,公務員群體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和工資收入的限制,單憑工資購買市價商品房確實有些勉為其難。為了吸引更多的精英加入、留在公務員行列,政府采取一些優惠性政策,如購房方面、子女教育方面,來對公務員群體進行照顧、傾斜,本也無可厚非。但是,在法治社會中,政府的任何行為都要遵守法律的界限,都要符合社會正義、制度公正的基本要求。
因此,政府對公務員的購房優惠政策,也要綜合考慮社會的承受力和社會公眾的感受,符合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而絕不能利用手中的特權,恣意違背社會公正的運行底線。
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社會轉型必然會帶來利益格局的調整。由於我國的社會轉型是政府權力主導下的利益格局的調整,因此,政府權力在利益格局的形成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性質上,政府權力具有擴張性、腐蝕性和自我逐利性的特點,天然的容易導致腐敗。尤其是轉型時期,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解體,而新型的利益格局還在形成之中。在缺乏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的情況下,政府權力便會利用手中的資源,主動的實施權力尋租行為,為自己謀求更大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公務員內部價購房行為實際上是公務員階層利用政府權力為自己謀求利益的一種不公正體現。如果放任這種不公正現象的越演越烈,不僅會誘發官商勾結、權力腐敗,還會降低政府在民眾中的公信力,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遺患深遠。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美國著名倫理學家羅爾斯也認為,社會公正首先是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體系的公正,它要求在社會成員間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
因此,如果從社會公正層面來看待公務員內部價購房問題,我們就會看到這種福利性政策違背了社會分配體制的公平,突破了社會公正的底線。其後果,輕則會引起社會不滿,重則會引發社會不安,對此,我們不可不慎。(來源:法治周末秦強)
新華網:國有石油公司職工曬工資單 自曝買房便宜100萬現階段,國有壟斷企業與同行業私企外企相比,員工工資福利過高。某石油企業員工2009以8000每平米的價格分得了市場價23000的房子。專家稱主因是中國人力資源定價的雙軌制。
羅霞咬咬牙,終於還是決定辭職了。
她是2009年進入東亞銀行一地方分行的應屆畢業生。羅霞這樣剛入職的員工稱作培訓生,要持續兩年纔能轉正,沒日沒夜的忙碌背後,是每月3000餘元的底薪,沒有績效,有『三險』但沒有住房公積金。
『感覺跟去國有商業銀行的同學相比,工資不相上下,但是福利天差地遠,還累死累活地加班,只是徒有其表的光環而已。』4月5日,羅霞對記者說。
羅霞不平衡的心理背後,是一個飽受詬病的事實:與其他競爭性行業相比較,國有商業銀行、電力、電信等壟斷行業總體收入過高。近年來,壟斷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收入畸高又成為新的熱點。
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指出:要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
如何真正改變壟斷行業不合理的工資現狀?人們期待的是壟斷的真正打破,而不再是新瓶裝著的舊酒。
石油行業工資單同時在壟斷行業內部
實際上,在如今的壟斷行業內部,也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據2008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財務決算反映,2008年中央企業人均福利費支出為3387元,其中最高的為4.46萬元,最低的為149元,相差近300倍。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分析認為,這主要是由於職工層次復雜,包括合同制的農民工、企業體制內員工、企業高管等多個層次,這直接導致企業內部收入差距拉大。『比如一個農民工年收入也就2萬元到3萬元,而企業高管年薪可以達到60萬元,20倍的收入差距就體現出來了。』據他了解,中石油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合同制的農民工。
在壟斷行業的收入中,真正表現出來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通過各種明的、暗的補助變成實際收入。
高波(化名)是某大型國有石油公司下屬某分公司的部門經理,他向記者介紹說,他們員工每月的名義工資組成為:崗位工資+工齡津貼+獎金+崗位津貼+住房補貼+工資外收入+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個人所得稅-企業年金個人扣繳部分。
這些都是打入卡中的,該企業員工這部分的月平均值為6500~8000元,有的拿到1萬以上。其中崗位工資,是公司統一編訂,機關基本都一樣,生產一線的職工則根據工作性質不同而區分。高波的基本工資(崗位工資)是2500元。
比名義工資復雜的是其他福利,包括午餐、交通、通訊等其他補助,還有電影卡、公園卡、健身卡等等。
更重要的則是分房,高波本人就在2009年分到了一套房子,他們自付的房價大約是8000元每平方米,而其市場價是23000元。『分了一套三居室就相當於直接發了100萬元。』他說,『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分到房子,一共有2000多套,已經在去年全部分發完畢,而各種限制條件非常多。我是趕上了末班車』。
除了住房,戶口特別是北京戶口也是許多壟斷企業吸引人的一個重要砝碼。北京黑市上為應屆畢業生『代辦戶口』的價碼已經增加到了10萬元以上,現在許多民企包括外企都無法解決外埠本科生的戶口問題,而能解決戶口的『國字號』,如果按簽訂3年合同計算,相當於月薪增加了3000元的實際收入。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而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金融、電力、電信等行業與制造加工業工資水平差不多,只高出20%左右,只是最近這些年纔遠遠超過了其他行業的工資。『這個主要就是和壟斷地位加強有重要關系。』李實說。
雙軌制下『雙頭蛇』
壟斷行業企業高管收入過高現象同樣備受關注。
一些高管認為,自己應該比照市場上相同規模的企業高管領取高薪。『我們工作也很累,而且是經營貨幣的企業,還承擔很多其他的風險,從工作難度、工作強度來看,我們的所得是等值的。』一位國有銀行主管這樣說。
李實認為,這個說法似是而非,因為壟斷性國企與一般市場性企業有所不同,是旱澇保收的,高管的個人貢獻、能力不一定在利潤中能反映出來,而工資水平卻主要取決於他所管理企業的利潤多少。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認為,現在中國人力資源的定價仍然是雙軌制的。民營企業與壟斷企業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往往有另外一種補償機制,包括灰色收入加上高福利、車子、房子、職務消費等,當然,還有政治待遇。比如,相當於省部級、廳局級等等。
這種雙軌制不僅造成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的脫節,給國家調控帶來很大困難,而且還使得壟斷性企業和單位能夠『兩面通吃』:在行業報酬的市場價較低時,按市場低價僱用各種『體制外』的職工承擔主要工作,而體制內的員工則可以分享體制帶來的壟斷地位;而行業報酬的市場價較高時,就可以攀比要求享受同樣的待遇,卻未必承擔同樣的風險。
姚先國說,金融、電信等行業的高收入,必須承認其從業員工可能在學歷、知識結構上有一定的優越性,問題是『你無法知道他真正收入是多少,曬出工資來都說自己窮,你也無法衡量他的實際績效有多少是個人能力和努力帶來的,有多少是壟斷導致的。』
『最關鍵的問題還不在利潤分配,而在於如果國家制定相關制度對收入進行限制,那麼很有可能出現壟斷企業職工消極怠工,這樣還會影響企業效率。』李實說。
他認為,調控壟斷行業工資水平,最有效地辦法就是把壟斷行業的每個崗位按照市場競爭標准,進行公開招聘,核定工資標准,然後取決於崗位在職員工的意向,或走或留。這個工作應該由壟斷企業內部來做。這個辦法也同時解決了企業內部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縮小不同層次和編制的員工的收入差距。
中央黨校第40期省部級進修班一份課題報告則建議,要加大利稅調節力度,在實行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中,對於壟斷企業利潤,應提高上繳國家的比例;在稅收調節方面,對壟斷行業加征或提高利潤特別調節稅。據調查,其它國家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比例一般都在1/3—2/3之間,而中國目前約為10%。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白重恩認為,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改起來很困難,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很大,而且也很難找到一個完善的分配制度,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壟斷,開放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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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同模式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我國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選擇』課題研究小組根據再分配制度的形成機制,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模式分為四類較為典型的模式:以瑞典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模式;以德國為代表的合作主義福利國家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模式;以日本為代表的互惠式再分配模式。
1、社會民主主義式的福利國家
主要在北歐,最為典型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瑞典。
瑞典是一個『從搖籃到墓地』的福利國家。不僅追求經濟安全以保護人民免受各種風險,而且追求公平的收入分配以保證所有的公民能享受滿意的生活水平。公民享受的福利包括子女補貼,教育補貼,住房補貼,充分就業,最低工資,男女同工同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而且水平相當高,如喪失工作能力或失去工作機會的人一般可以得到相當於其正常收入90%的支付。瑞典基尼系數由1967年的0.28降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0.2以下,到80年代維持在0.2左右,此後,雖然基尼系數有所波動,但都在0.3以下。
2、合作主義式的福利國家
這裡的合作主義是指政府、僱員成立的工會、僱主成立的僱主協會間關於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合作協調關系。代表國家有德國、奧地利、法國、意大利。
德國的再分配機制包括社會救濟、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三個方面。社會救濟的對象是不能養活自己的人和其他需要援助的人。社會保險是再分配機制的主體,包括全國強制性疾病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最後一部分是福利分配,不需要特別的條件就可以享受。德國公共支出佔GDP的50%,福利支出約佔財政總支出的一半左右,比例最大。據估計,80%的德國家庭受到政府的某種補貼,如養老金、子女補貼、失業補償、教育補貼等。
與北歐國家不同,德國福利國家的公平性再分配力度要小一些。德國也一直屬於收入差距很小的國家,基尼系數多數年份都在0.3以下,2000年為0.28。
3、自由資本主義式的福利國家
自由資本主義式福利國家以美國為典型,加拿大、澳大利亞也屬於這一類型,其整合機制的特點是沒有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或者工人階級在整合過程中的影響微弱。
美國采用的所得稅稅率主要由聯邦稅與州稅兩部分組成,所得稅制度都是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其邊際稅率增加的累進所得稅。最窮的家庭不支付聯邦所得稅,中等收入家庭的稅收佔應納稅收入的15%,富裕家庭的稅收佔應納稅收入的28~33%。
其收入保障計劃有三種主要類型:一是社會保險計劃,包括養老金、殘廢人補助、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補助與醫療保險,都是直接支付給低收入家庭;二是失業補助,向失業者提供的收入,每個參加計劃的人按收入支付稅收,當他們失業時獲得收益;三是四種州政府管理的福利計劃類型,包括補充的保障收入計劃、對有撫養子女家庭的援助計劃、食品發送計劃、醫療援助。
還有是通過政府提供低於成本的物品與勞務,這些勞務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
4、互惠式的再分配機制
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構築了政府與受益群體之間的互惠關系,即政府為某些社會群體提供政策優惠,受益群體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預算分配嚴重偏向效率低下的非貿易部門,如農業、流通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那裡的僱員一般屬於低收入群體。
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是選擇性的,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社會保障支出佔GNP的比重僅為7%,遠低於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值13.9%。7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保障支出佔GNP的比重上昇較快,但就絕對水平而言,在經合組織國家中仍然是最低的。盡管福利性再分配有限,但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日本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之一,2000年基尼系數僅為0.25。
日本政府促進平等的主要途徑是影響第一次收入分配。其政策工具包括維持農產品高價,保護農民利益;對小企業實行一系列優惠財政金融政策;保護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不受來自國外的競爭;在邊遠地區展開大規模公共工程;扶持鋼鐵、汽車、電子等行業進行國際競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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