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士兵大叫著：『馬駿出來！』見我們仍穩如泰山，便用槍托亂打，但大家仍手挽手堅持著。此時日已西沈，一天水米未進，加之暴曬和槍托亂打，身體虛弱的我終於支橕不住突然昏倒了。待我清醒時見到鄧站在病床旁，她細心地照顧使我熱淚盈眶，心裡有說不出來的溫暖和感激。

　　汪培媧(1904-2005)字煉天，祖籍山東泰安。早年就讀河北女師，後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獲博士學位，畢業後留任該院婦產科工作，曾獲婦產科特等榮譽獎。1956年，遵周恩來總理囑托，辭去公職，專門協助其夫趙以成大夫創建神經外科工作。曾任天津市一至九屆政協委員，1979年成為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第一位女館員。

　　1904年，汪培媧出生在安徽宣城的一個仕宦人家。她的祖父名叫汪寶樹，清末進士，歷任安徽慶雲、廣昌、饒陽等地縣知事。後任天津知事，直至二品天津道臺。汪寶樹從政清廉，擁護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一生剛直不阿，深得百姓愛戴。她的父親汪昭昀，字季嵐。曾在南開中學半工半讀，因品學兼優，受到校長張伯苓的賞識。畢業時，張伯苓曾准備送他去英國留學，但為侍奉父母，他放棄了留學的機會。汪培媧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正直清廉、愛國愛民的家風熏陶下長大的。

　　保護馬駿她被槍托打昏

　　汪培媧就讀於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河北女師)時結識了鄧穎超。汪培媧在十三學級，是學級中年齡最小的學生。鄧穎超在十學級，同樣也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同學。這個年齡最小的師姐，非常喜歡性格開朗，頭腦靈活，手腳麻利的小師妹，帶著她參加各種學生愛國活動。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舉行示威大游行，天津學生聞風而起，在周恩來、鄧穎超等人的領導下，於5月16日成立學生聯合會。劉清揚、馬駿任正副會長，鄧穎超任宣傳隊長，汪培媧是宣傳隊員。女師同時發起婦女愛國同學會，劉清揚、郭隆真任正副會長，鄧穎超任講演隊長，汪培媧又是她的隊員。汪培媧滿懷愛國之心，雖然只有十五歲卻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與鄧大姐一起上街入戶進行演講。汪培媧不僅自己跟著鄧大姐，還每每帶上自己年僅9歲的妹妹，姐妹倆一起宣傳演講。

　　1919年夏天的一個清晨，汪培媧在內的21名學生代表，赴北京和那裡的學生聯合一起游行。隊伍沿路演講並高呼口號，馬駿幾次發表演講。請願學生在天安門前等候了很長時間，中午天安門突然大開，讓學生代表們進去。院中的草地上長滿了雜草，幾個士兵走來走去。突然有士兵喊道：『誰是馬駿？』同學們這纔意識到，原來是要逮捕他。所有的同學立刻設法掩護馬駿，讓他坐在一塊半人高的大石頭前面，汪培媧和另一個同學則站在馬駿的前面，其他人又圍在汪培媧的外圍。不久，中間門走出一隊士兵，手持帶有刺刀的長槍，一個士兵大叫：『馬駿出來！』見學生們仍穩如泰山，便用槍托亂打。一天水米未進，又加上內心無比憤恨，暴曬和亂打，終於將一向身體虛弱的汪培媧打倒。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汪培媧忽然感覺到身邊有個人正在輕輕喊著自己的名字。她睜開眼睛，鄧穎超正端著水杯站在病床前。溫暖、感激隨著淚水一湧而出，鄧穎超從此一生都掛念著培媧小妹。

　　遵總理囑托甘做『三無』工作

　　在協和讀書期間，汪培媧與同窗好友何碧輝(新中國成立後任南京軍區總醫院院長)住同一間宿捨。何碧輝的表弟就是趙以成，他常常去找表姐聊天，當時還沒有想到，自己的愛情種子竟然在這裡開始發芽了。

　　趙以成性格很內向，盡管常常去看表姐，但卻從來沒有跟汪培媧說過一句話。恰巧這一天，何碧輝不在，汪培媧出於禮貌給趙以成沏了一杯茶。靦腆的趙以成一言不發，連『謝謝』二字都說不出來。汪培媧自尊心大受傷害，覺得趙以成是個不懂禮貌的人。最初的誤會給了他們進一步了解的機會，將近一個世紀前的愛情與今天的感情戲如出一轍。這一天，靦腆的趙以成鼓足了勇氣向汪培媧求婚，卻遭到汪的一口回絕。汪說要把自己的二妹介紹給趙，但趙認准了汪，再不要第二個人。執著男生的苦苦追求，終於打動了纔女的芳心。1934年趙以成從協和畢業後，這段『姐弟戀情』終於揭開了新的篇章。

　　婚後，這對夫妻生活得很幸福，並育有一女二男。他們互敬互勉，攜手奮斗，嚴謹治家，共同在醫療戰線奮斗了幾十年。

　　汪培媧在醫療業務上是一個技術精湛的好大夫，在家裡是一個得力的賢內助，一個嚴格教育子女的母親。趙克明覺得，自己的父母是『慈父嚴母』型。『我母親管教孩子多一些，要求也很嚴格。不許挑食，吃飯不准掉飯粒，家裡的東西壞了，自己動手修理等等。父親不愛說話，身教多於言傳。』

　　上世紀五十年代，趙以成為開創我國神經外科醫學事業多方奔波，因勞累過度突發心肌梗塞。因他接連患病，周總理於l956年指示汪培媧放下婦產科工作，做趙以成的私人秘書和專醫專護。汪培媧自稱這是無職、無權、無錢的『三無』工作。從此，無論趙以成走到哪裡，汪培媧就陪到哪裡。汪培媧的旅費、食宿費全部自理，從不花公家一分錢。平時除需用公箋外，一切紙張、筆墨、郵費等花銷也全自付。除在生活和醫護方面無微不至地關懷外，她還負責抄寫和整理中外文稿、信件、發展規劃等案頭工作，常常是趙以成前半夜寫，汪培媧後半夜抄。趙以成的福建方言很重，一般人聽不懂，汪培媧每每這時，又事先充當翻譯，糾正趙的發音。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看到汪培媧的所作所為，就覺得這句話，並不是一句笑談。

　　趙以成1974年去世後，汪培媧又生活了三十多個春秋。她寄情於書法繪畫、詩詞歌賦，晚年充實而平靜。但在她心裡，對趙以成的思念，一天也沒有停止過。

　　待到玫瑰花開時

　　前幾年，總有游客不停地按門鈴，希望進到趙大夫家的小樓裡面『參觀』。趙克明是神經外科專家，時常要為病人做大手術，游客們的好奇心實在讓他休息不好。於是，他跟有關部門商量了一下，把掛在院門外面刻著『趙以成舊居』及簡介的大理石標牌摘了下來。揣著好奇心的游客不再按門鈴，但摘掉了牌子的小洋樓卻平添了一種神秘感。

　　一位外地游客好奇地問：『這院子裡面是不是一個小教堂？』

　　——不，不是。不過，它曾經的主人，卻的確與教會有一點點的關系。

　　這幢樓原本的主人姓夏，是一對從事教育的姐妹。趙大夫回憶，『夏氏姐妹在家中一個教英文，一個教鋼琴，而她們的姑母據說就是聖功中學的校長。』聖功中學，即天津新華中學的前身，它的第一任校長是畢業於天津北洋女師范學堂的夏景如。這位夏校長擅長古漢語知識，愛好古典詩詞。她本人是天主教徒，但從未在師生中傳教。夏校長一生辦教育，終身不嫁，在她的影響下，聖功中學的很多女教師也終身未嫁，這也影響了她的這一雙侄女。

　　『夏氏姐妹也信奉天主教，由於終身未嫁，所以姐妹積攢了一些積蓄，便拿出錢來蓋房子。這幢樓，按照她們當時的設計，樓下是客廳和飯廳，樓上是兩間臥室，對於姐妹二人居住，已經相當舒適。姐妹兩人很喜愛這幢房子，使用中也注意精心保護，雖然住了很多年，但地板、裝飾等仍像新的一樣。1947年，夏氏姐妹准備出國定居，臨行前希望將她們珍愛的房子轉賣給一戶同樣懂得珍惜的人家。百般挑選後，她們決定把房子賣給趙以成、汪培媧夫婦，因為這對名醫夫妻不僅醫術精湛，女主人汪培媧更是名門閨秀。她們相信，這一戶人家一定會像自己那樣珍惜這幢小樓。』趙大夫告訴我，夏氏姐妹以一種『友情價格』出售了房子，『現在已經不記得具體數目，但可以肯定一點，價格非常非常便宜。』

　　不知是牆磚堅實的緣故，還是菲律賓木具備了吸音的功能，一走進小樓，馬路上的車來車往、嘈雜浮躁便立刻被隔絕開來，只剩下平靜和舒爽緩緩地撫摸著心髒。

　　這是一幢被主人『溺愛』的房子。盡管日寇『鋼鐵統治』時期所建沒有暖氣設備，但它小而精致，精致到連門廳水磨石地面上的花紋都藏著主人的心思。那是一個墨綠色的標示，起初，我只是覺得它與某種樂器相像，後來想到了小提琴。那其實是一個音樂符號組合，與夏氏姐妹中彈鋼琴的那一個恰好『吻合』。這個符號周圍還散落了幾顆不規則的『星星』，是寓意著『音樂的星空』嗎？我不得而知，只覺得當年住在這幢小樓裡的夏氏姐妹一定是浪漫有趣的人。

　　一樓的客廳和飯廳原本相通，趙大夫兄弟各自成家後，弟弟一家住在二樓，趙大夫住在一樓稍大的客廳。趙大夫告訴我，『不要以為小洋樓裡的生活必然是寬敞舒適』，當一幢只供姐妹兩人居住的小樓裡擠下祖孫三代三個家庭時，並沒有什麼『寬敞』而言。原本被設計作為儲藏室或『下人房』的一間小屋，在趙大夫的改造下變成了女兒的臥室，『住著不太舒服，她們就在這邊亮一點兒的地方讀書、做作業。』

　　客廳另一邊，飯廳被隔成一間小屋，是趙以成夫人汪培媧的臥室。汪培媧在世的時候，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第一位女館員，也是津門著名的『百歲壽星』。汪女士的臥室仍保持她在世時的原貌，居室的牆壁上掛滿了她的書法繪畫作品。窗臺下，是她的書桌，玻璃板底下友人的舊照輕易就把人的思緒帶回半個世紀前。

　　窗外，是趙家的小院。『我母親喜歡玫瑰，院子裡面一直種玫瑰。現在光禿禿地沒什麼看頭，等到玫瑰花開的時候，就好看了。』趙克明大夫微笑著告訴我。我忽然覺得仿佛眼前已經滿是盛開的玫瑰，而花壇那邊的窗下，一位百歲老人正在深情地凝望著這些花朵。她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時候，原本抱定『終身不嫁』的信念，可是，玫瑰綻放的季節，她的心卻被一個靦腆的青年悄悄偷走。

　　那是綿延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愛情！專家支持金彭育記者馬櫻健老照片由趙以成長子趙克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