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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海建
近些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專家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5月10日 《經濟參考報》)
18億畝耕地『紅線』好守,貧富差距的『紅線』難防。好在這是一個毋庸諱言差距與失衡的年代。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介紹,對我國的基尼系數目前各機構認識不一,被學界普遍認可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 .47。『我國基尼系數在10年前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後仍在逐年攀昇,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數字是抽象的,感受卻是主觀的。當很多社會問題借助公共事件不斷撩撥正義與良知的時候,我們分明還是聽到了一種斷裂的痛感:譬如較高層級社會階層的封閉性越來越強,窮孩子與富孩子之間很難基於先賦與後賦的公平原則合理流動,社會分層日益固化,『龍生龍鳳生鳳』,社會垂直流動呈現單維特征;譬如社會財富配置顯現出鮮明的權力化色彩,土地、資源、資本成為攪動財富大盤的最大莊家,與之對應的是,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據2009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統計,前400名富豪中,房地產商佔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產商佔19名??資本要素的絕對優勢,以及與權力眉來眼去的灰色現實,讓『有纔無財』者甚為絕望。
類似的問題,具體而微到經濟社會中,就出現了『暴利而狂傲的開發商』、『驕縱而冷漠的富二代』、『毒素滿地的自由市場』等輿論標簽。表面看,是金錢生病了,還病得不輕,於是開出的『藥方』多在分配體制上,公眾更是將呼之欲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視之為紓解社會問題的瓊漿甘露。客觀地說,貧富的癥結自然是分配上的問題??比如在一次分配中,國家、企業、勞動者三者的分配比例失調,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遲滯,直接的後果就是『乾得多拿得少』;而在二次分配中,由於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於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以至於出現教育4%目標跨世紀地難以實現等悖論;加上三次分配還是雛形,慈善捐贈等有待健全機制,調節功能也十分有限。
然而,分配體制上的這些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或者難求正解,早已證明貧富紅線失守絕不僅僅是個財經命題??問題的核心在於社會底線的失守。譬如房產領域的公權窩案、譬如司法公信斯文掃地等,這些遠在分配制度之外的問題,哪個不是或明或暗地指向財富分配?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從上世紀80年代起參與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調查。他說,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昇到2007年的23倍??這23倍的落差,顯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分配制度外的『功夫』。
底線是怎麼失守的?這不是讀幾次道德經就能回答的問題。數據顯示說,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等國的實踐更警示我們,這一階段尤其應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帶來的社會隱患。要降低社會矛盾的『燃點』,縮小或起碼控制住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既有賴於分配制度發力、弱化權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更有賴於社會秩序的重建,共同捍衛那些基於公平正義原則之上的笨笨的、溫情的、脆弱的社會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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