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來自科研機構的調查報告顯示，在目前中國近2億的農民工隊伍中，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農民工佔到60%以上，成為當前農民工隊伍中的主體。記者采訪了大量新生代農民工，發現雖然生活在城市，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內心其實還是孤獨的。他們每天工作在流水線上，到月底拿到手的是微薄的薪水。他們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5月12日《法律與生活》)

　　『民二代』在不屬於他們的高樓大廈間尋夢，盡管這是一個數以億計、游離在城市邊緣的龐大群體。但是，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之間，越來越多的『民二代』偏離了人生航向，迷失在犯罪的叢林裡。

　　對此，社會該如何審視之？農民工看似概念問題，實則是因為享受不到國民待遇的結果。必須看到，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農民工都處於社會邊緣地帶。據報道，海口市龍華區政法委書記楊來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各地政府對於新生代外來工采取的依然是歧視態度，甚至當作一種麻煩和人渣去對待。他曾經在會上聽一位領導說，要把所有收垃圾的全部趕出龍華區。這是最為明顯的例證。

　　首先，農民工『第二代』仍然游離於城市體制之外，他們雖進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會所認同，使得他們在城市裡處於非城非鄉、進退失據的尷尬狀態，農民工『第二代』處於一種『雙重邊緣人』的狀態。

　　其次，隱藏在邊緣心理中的世襲因子，還容易導致相對剝奪感的強化和放大。第二代農民工從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沒有提供給他們正式的接收渠道和組織，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將他們納入其中，由此產生了該群體對城市的對立情緒。

　　最後，在農民工第二代問題上，依舊存在著建立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基礎上的群體性不平等，城市對農民工經濟制度上的接納和社會制度上的不接納這一矛盾依然存在。

　　農民工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種職業，實際上它更是一種制度性身份。對農民工的歧視是歧視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間中的延伸、再生。城市中不僅已經形成『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的二重社會，而且，『身份制』的世襲效應已經出現：農民工的孩子們普遍被貼上了農民的身份標簽，他們在城市中被稱為農民工子女、民工子弟，這些概念甚至已經進入相關的城市公共政策。這是公眾悲觀的理由所在。

　　在農民工的社會類別概念被不斷強化、延伸的程中，一方面，農民工的權益狀況可能獲得更多的關注，另一方面，他們的特殊身份也一再地被社會和他們自己確認，有關他們的制度設置也得以維持。從這個意義上，只有把問題視作公民如何獲得公民權的問題，而不是視作農民工的權利問題時，農民工的問題纔可能獲得真正解決。對第二代農民工來說同樣如此。因此，警惕歧視性身份制度在城市的蔓延和消除農民工的『身份世襲制』現象就是必須。 (作者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