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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華教授,曾經用近20年時間研究、撰寫了一部延安整風的著作,在學界和公眾間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革命年代》是高華在大陸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他長年研究中國現代史、民國史和中國左翼文化史,所涉及的很多話題,都出現在了這部文集中,如抗戰前夕延安關於如何看待黨的政治路線的爭論、『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等等。
他的書中常可見到非主流的歷史話語,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對『長征的歷史敘述』的形成所做的點評,而他提到的曾被刪除的長征日記,更讓人感到好奇。
1937年,在黨的號召下,一本《紅軍長征記》曾經被編出,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公開發行,後來在1954年內部發行時,刪去了其中的《遵義日記》等5篇。
高華說,刪去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當時的思維邏輯下,這些文章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范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
高華援引《遵義日記》的一些細節說:『幾個紅軍乾部在1935年初紅軍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裡,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
高華還提到了其他一些反差很大的表述:
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准點火把,不准照電筒,不准抽煙,不准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並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雲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個股份制的「牛皮公司」,專門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
《遵義日記》中完全沒有提到遵義會議的事情,只是紅軍基層乾部最原生態的記錄。
高華說,革命年代,意味著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也意味著風卷殘雲、摧枯拉朽,其間有血淚、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革命』大背景下的社會變遷,甚至持續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可能擁有極端的形態,但並不需要後人去極端地審視,它催生的進步與倒退、它包含的陽光與黑暗,都是我們需要直面、承認並接受的。
文|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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