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面對日漸擴大的收入差距，一次的調整顯然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有關部門正在試點建立低保、最低工資、基本養老金與物價水平相適應的動態調整機制，據最新消息，該試點已在山東、江蘇等七省嘗試，而從有關負責人士的表態來看，該試點將得到更積極地推動。(5月14日中國新聞網)

　　上述試點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具體實行起來還真未必靠譜。試點中提到了物價水平與城鎮居民最低工資聯動的問題，我們首先從『物價水平』上予以解讀。何謂『物價水平』大意與物價上漲(下降)指數，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下的最低工資聯動是一個偽命題。哪一個部門敢確保今後的物價水平總是處於上昇狀態？如果連續出現一段時間的下降趨勢，原本已增起來的最低工資是不是也得跟著降下來？

　　物價指數並不僅取決於商品本身，從經濟學角度，物價指數的昇降是產品價值和貨幣價值變化的綜合反映。既可能是產品價值不變，貨幣價值昇降的反映，也可能是貨幣價值不變，產品價值昇降的反映。僅盯著物價指數變化而聯動，卻忽略商品價值本身和外在貨幣、金融等影響，恐怕也不太客觀。

　　既然以物價水平為標准，總要找到一個參照物，至少從目前來看，『一頭大蒜』顯然承載不了。前兩年大蒜價格低潮的時候，一斤批發價約4、5分錢，而今年大蒜價格熱炒的時候，一斤蒜的批發價高達3、4元，上漲百倍之多。是否我們的最低工資也應如此？(企業和有關方面負擔得起嗎？)如果不以單個的商品價格為依據，我們不妨以物價指數來聯動，但問題是就時下的統計水平，也同樣不靠譜。統計部門僅搞出一個去年房價上漲1.5%的數據，就迎來了一頓『板磚』。統計數據時早時低，如『打擺子』，以這樣的數據來聯動，恐怕那些最低收入群體也得跟著『打擺子』。

　　解決低收入群體的最低工資保障問題，得出實招、硬招，人為設定一個什麼物價水平來聯動，是很難達到預期的。解決問題的根本在於，一方面應盡快縮小收入差距，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很高了，已高達0.47(我國基尼系數在10年前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後仍在逐年攀昇，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這是一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大幅度從制度設計上消彌最貧困群體，增加中產階級比率，讓中產階級多起來是維護社會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也是縮減最低工資保障群體的必要舉措。最後，在收入分配上讓利於民、藏富與民，比什麼都迫切。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日前曾表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社會成果和收入都分配給了高收入者、富人和企業，最低收入者和最低保障者的工資卻像『包袱』一樣拋給了國家和政府，這也不公平。如果能著力解決好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社會最低工資與物價聯動不聯動意義並不大。 (作者畢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