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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個在中國媒體的報道中並不多見的浙江城市———溫嶺,進入美國媒體的視野,關注這個縣級市正在實施的一場基層民主實踐:民眾參與市政府預算制定。在溫嶺,這裡正走出一條新路:溫嶺民眾可參加市政府的預算制定聽證會,向政府建議該如何花錢。美國記者稱,溫嶺地方政府嘗試預算民主,也旨在解決當地在發展過程中湧現的社會矛盾。(5月16日《新京報》)
一個國家好比一個家庭,如何花錢當然是一件再大不過的事。錢怎麼花,是否花在刀刃上,需要家庭每一個成員坐下來反復商量、好好琢磨。如果掌握著花錢權力的『當家人』不顧全家成員的切身感受,不計家庭長遠利益,始終以一副『家長』的威嚴示人,這無疑是對全家人早出晚歸、千般辛苦攢下來的錢的不敬。這樣,不僅家人會因之離心離德,繼而生發權利旁落感,而且最終會使家庭財政走向衰敗。
治國與興家道理相通。而今,我們在財政如何花上,已經在制度層面生『病』了。年年各級人大代表在有限的一兩天甚至一兩個小時內的人頭攢動的『兩會』上,那本厚厚的專業的財政預算報告,不僅『看了白看』,而且根本就看不過來。更讓人懮慮的是,預算審議常常遭到人大代表們的冷場,代表們對『看了白看』的預算報告壓根兒就不來勁,對『看不懂』和『看不清』也未產生本該有的反映。如此一來,各級人大審議預算就難免流於形式。
正因為如何花錢是國家之頭等大事,所以發達國家纔對政府花錢,控制和監督得極為嚴格,甚至可以說苛刻,凡是政府動用納稅人的一分錢,必須經議會仔細甚至漫長地審議批准。議會審議,正是解決政府與人民間財產關系的重要的憲法關系。『無代表、不納稅』,這是英國從《大憲章》以來開創的民生法治傳統。該理念如今已被大多數國家接納,並植入監控預算的常態機制中。管好政府的『錢袋子』,就是對政府的財政權力的制約與限制,從而保障了公民財產權與依附於其上的基本人權。
梁啟超先生早在1910年就撰文道:『從預算可窺一國政府的施政方向,這是政治,而非經濟所能概括。』史料記載,在內外力推助下,清朝政府曾不得不成立『資政院』,此系中國議會之胚胎,該院成立之初,議員們審議時據理力爭,最後竟迫使歷來不可一世的『皇權』退步,將原預算3億兩核減至7千萬兩,這使得清朝歲入總額盈利。一個像孩子般稚嫩的『資政院』,都能如此作為,硬將財政水份擰走那麼多,難道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歷經數十年發展還不及它之威力?
之所以各地人大審議預算時,難見擰乾水份之舉,原因固然較多,但根源還是許多地方的『官員代表』過多所致。不少人不僅是人大代表,往往還是一地或一機關的『一把手』或『二把手』。一些地方的官員佔人大代表人數的比例高達80%以上。由各地各單位領導組成的人大代表,難免會在審議預算會上裝糊涂。於此,如何讓公眾參與到審議預算的方陣中來,並形成一種尊重納稅人意見的制度程序,尤顯緊迫。而溫嶺的首吃螃蟹,理當觸發更多地方全速跟進。 (作者周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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