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許多媒體眼中無疑是最低工資標准調漲年。一季度以來，寧夏、吉林等11省市相繼調高了最低工資標准，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過20%。最低工資標准漲了，對普通勞動者而言，這興許是個好消息。但在最低工資標准上漲的背後，每個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實際將會怎樣上漲，無疑是一個未知數。

　　這或許正是最低工資標准上漲面臨的尷尬圖景。在強大的資方面前，普通勞動者缺乏基本的議價權，最低工資標准要麼成為標准工資，要麼成為最高工資標准。於此，在工資議價權上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工資條例》，或能對做大勞動者蛋糕帶來一線希望。據悉，有關部門起草修訂的《工資條例》將在年內出臺，工資協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條款將被納入其中。(5月18日《中國經濟周刊》)

　　企業普通員工與老板坐在同一張談判桌前，為自己的勞動所得及權益與資方脣槍舌戰，在這樣的權利話語博弈中，老板最終妥協，與企業員工達成工資上漲協議——這正是工資協商制度，為我們描繪出的勞資雙方公平談判博弈的場景。可這樣的圖景對許多普通勞動者而言，無疑太過奢侈。

　　且不說在此前有關居民勞動報酬跑不過GDP的爭論中，不斷做大的經濟蛋糕卻成為資本一方的財富狂歡，普通勞動者在這樣財富分配游戲中，往往成為『最受傷的人』。就算是對具有一定議價權的白領階層而言，也很少有人願意主動跟老板談判漲工資，跳槽往往成為漲工資的唯一選擇。出現這樣的場景自不奇怪，在年年招聘幾乎都要擠破頭的勞動供給市場中，不愁沒人的資方自然不願花心思給員工漲工資，更何況還要雙方公平地坐下來談工資如何上漲？

　　在過於依靠人口紅利為企業、社會創造財富的經濟發展模式中，企業對工資協商顯然缺乏動力，除非一方的話語博弈力量發生改變。比如此前發生在沿海的民工荒。當勞動力由充分供給向一定程度短缺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後，農民工們選擇用腳投票逼迫企業主動上漲工資，這或可看作一種被動的工資協商方式。

　　而在即將寫入《工資條例》的工資協商制度中，由政府乃至企業工會參與其中的工資談判，或也能一定程度增強普通勞動者與資方談判的話語力量，但如何分蛋糕的博弈，卻也容易讓二者陷入『囚徒困境』。比如在已經啟動工資集體協商的廣州，有五分之一的試點企業就不願參與進來，即便原來坐下來談的，也都很費勁，談出來的並不能真正反映工人利益。

　　這種工資談判博弈的囚徒困境，實際上也反證出普通勞動者話語權的無力。在有法律條規乃至企業工會支橕的情境下，普通勞動者的談判力量尚且脆弱如斯，遑論平日的勞資談判？當然，在廣州試點的工資協商也不乏成功案例。倘若從經濟博弈的觀點來看，當資方、勞方在政府的監督下，對分蛋糕討價還價，討論勞動成果如何分配時，雙方就進入了『囚徒困境』的博弈。理想狀態下，只有當雙方都采取合作策略，兩方纔能達成共贏———勞動者工資提高，生產效率提高，最終企業經濟蛋糕越做越大。這是『囚徒困境』的最佳博弈結果。

　　而從廣州工資協商的成功案例我們也不難看出，工資協商要真正從紙面走向實際，除了資方應意識到這種最佳博弈的選擇，在談判中，如何通過企業工會增大員工的話語權，如何擺脫目前企業工會在資金、用人上過於依附企業的現狀，這些都需在工資協商制度中全盤考慮。 (作者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