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四川，我開始了等待，雖然事情似乎有了眉目，但這種無法確知最終結果的等待還是相當漫長的。我並沒把日常訓練放下，是出於『一顆紅心，兩種准備』。

　　如果能入選，那我的戰斗機飛行員生涯就將結束，我將告別我的戰機，我的部隊，而那種累積了十幾年的對飛機的留戀是難以割捨的；如果不能入選，仍要像以前一樣繼續我的飛行，良好的狀態要每天保持。所以，作為團裡的領航主任，我仍天天帶著新飛行員訓練，自己還飛行了150個小時。

　　而且那一年我們團的空靶，拖靶機基本上都是我飛的。

　　一周、一個月、兩個月……幾個月過去了，最後的消息仍沒有公布。

　　其實，選拔工作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有關人員在對我們進行家訪、政審，領導和專家們分別到20個飛行員所在的部隊了解情況，還專門對飛行員的家族成員進行體檢，詢問父母及幾代人的身體情況和有無遺傳病史。到綏中調查時，對我的父母作了詳細調查，也把親戚們都排查了一遍，老家的人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以為我在部隊出了什麼事。

　　1997年春天，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書記吳川生帶專家組來到我所在的部隊，先從戰友和同事的口中得到了對我滿意的評價，之後又到我家裡進行家訪，征求我妻子的意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航天員要在沒有後顧之懮的狀態下訓練和執行任務，而妻子的態度至關重要。看似隨意的問話，其實也是考核內容之一。

　　『如果楊利偉被選為航天員，今後的生活有所變動，你能習慣嗎？』

　　『習慣，這麼多年都是這麼過來的。』

　　『當航天員有危險，你同意嗎？』

　　『同意。利偉當飛行員這麼多年了，有危險不算什麼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業，無論他做啥，我都支持。』

　　玉梅的回答乾脆、朴實。

　　我通過了這項考核。

　　考核一項項地進行，我也一直在擔心。直到後來航天員中心給我打電話，問我穿多大號的服裝，這時候我心裡纔比較有底了：開始准備我的軍裝了，那基本沒問題了！

　　1997年4月中旬，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集中了多名著名專家，做最後的研究和挑選，最後從20個人中錄取12個人為預備航天員。我在臨床醫學、航天生理功能指標、心理素質的測試中都達到了優秀，成為其中的一員。

　　這12個人，學歷都在大專以上，駕機飛行都在800小時以上，平均年齡32.8歲，大都有處置空中險情的經歷。

　　有許多人問，為什麼我們的航天員必須從戰斗機飛行員中選拔，而不能從其他職業比如從大學生中選拔？為什麼年齡在30歲左右？

　　首先，中國航天員要執行復雜的空中任務，並不是飛船上的乘客，美國、蘇聯選擇擔任指令長的航天員一般也都從飛行員中挑選；其次，較長時間的飛行經驗，空中生活、工作經歷，讓飛行員過渡到航天員不需要重新適應。而要達到規定的飛行時間，年齡必然在30歲左右。

　　另外，在航天員的訓練與工作中，風險和壓力不僅僅是生理上的，主要是心理上的。飛行員階段的空中體驗對心理承受能力、良好的精神品質、意志力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

　　當然，作為飛行員，即使是一名優秀的戰斗機飛行員，也不是順理成章就能成為合格航天員的，中間相隔的，不是從四川到北京的萬水千山，也不僅僅是從地面到天空幾公裡擴展到幾百公裡的距離，而是另外一些越過生命極限、超出想象的考驗。

　　1997年底，我們12個人來京報到。

　　1998年1月5日，12名中國航天員正式由空軍移交給原國防科工委，並在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的原辦公區舉行了一個儀式。

　　當時兩個大單位的首長參加儀式。空軍首長對我們的入選表示祝賀，同時又有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

　　我記得，首長對我們褒揚有加，稱我們是空軍最出色的飛行員，空軍真是捨不得，但國家有需要，航天員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更重要、更具有挑戰的崗位，這是你們的光榮，也是空軍全體指戰員的光榮。

　　今年空軍創建60周年大慶，我們全體航天員回了『娘家』，參加了全部慶祝活動。置身於熟悉的部隊，聽著熟悉的呼嘯聲，我們仿佛又重新站到了飛行員的隊列中。

　　原國防科工委的首長對我們表示歡迎，並對空軍誠摯致謝。

　　雖然整個儀式的過程十分簡短，而且對外秘而不宣，卻意味著中國航天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航天員大隊正式成立。

　　那天，我們在國旗下莊嚴宣誓，並在旗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成為航天員是我無上的光榮，為了負起神聖的使命，我將英勇無畏，不怕犧牲，甘願為載人航天事業奮斗終生……

　　那一天，1月5日，成為我們航天員大隊的誕生日，每年我們都會紀念它，像過我們共同的生日一樣。

　　剛到航天員大隊我們就換了裝。但是當時還沒有航天標志，也沒有航天員的等級。所以那時候還都是戴的飛行員標志。直到我們有了鑲嵌著地球標志的金色航天標志，纔摘下了胸前的空軍部隊飛行徽標。

　　1997年底，我們12人來京報到時，恰逢年終歲尾。接下來就是按上級指示，盡快搬家，入住航天城。給的時間是一個星期。

　　我匆忙回到部隊，開始搬家前的忙亂。那時我兒子楊寧康剛剛兩歲，因為太忙顧不上他，就把他送回了遼寧老家。可以想見，部隊的領導和戰友們紛紛前來道賀，但並沒太多機會坐下來敘談舊情，他們更多的是在幫我打點行裝。

　　我和戰友們平時關系相處得極好，他們和我也不講客氣，都覺得我當了航天員，進了北京，搬去航天城，待遇肯定不錯，條件會更好，什麼東西都會有的。領導跟我開玩笑說，當了航天員，工資一萬多，住師職房，每個人配輛車……這種條件讓我和戰友們都以為，待遇要翻上好幾番。

　　戰友們的意思是，現在你這些家裡的東西搬過去也都用不上，還不得扔！所以，讓我走的時候什麼東西都不用拿，全給他們留下。

　　他們看到我的自行車，就說，到了那兒給你配車，你還騎什麼自行車啊？推走！在四川，除了我的『殲-6』，我平時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結果，第二天他們就把我的自行車給騎走了。

　　還有電視機、床、書架、鍋……基本上，我所有的東西都被他們分了。我最值錢的兩萬塊錢的音響，他們說你也別帶走了，給了我兩千塊錢，拿走了。最後剩下一臺舊的錄像機沒人要。

　　幾天後，我就帶著那臺錄像機，幾個木箱子裝著幸存的書等雜七雜八的東西，還有一床被子，來到了航天城。

　　到了後看看其他人，和我情況也差不多，帶過來的東西都比較少。想來和我一樣大多留在原部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