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往事於我是畢生的，而我卻未曾對父親提起過。

　　那是個深秋的季節，滿地落葉。那一年我十六歲。父親剛剛從『牛棚』放出來，而我在一所中學裡等待分配。我們這一屆在1970年畢業的時候，居然有可能留在城裡工作而擺脫上山下鄉的命運。這是所有十六歲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所夢寐以求的。剛剛獲得有限自由的父親更這樣期待著，他不願在好不容易的團聚之後又與家人分離。

　　但事與願違。在那個年代是不可能心想事成的，無論我們做怎樣的努力。第一批留城的一大半的學生中，沒有我。在宣布了名單的那一天，回家以後我哭了。親人們面面相覷，無言以對，所有的目光中都透露著一種對未來命運的恐懼。媽媽第二天一早便去找了學校負責分配的人。她得到的答復是，我之所以不能分配，是因為父親的問題沒有結論。媽很無奈地說了這些。父親那晚不再講話。

　　父親表面上雖然隨和，但骨子裡卻一向很倔強。他從不願做違心的事，盡管一直遭關押甚至被毆打，他都始終不承認自己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所以他盡管最後一個從『牛棚』裡出來，卻依然堅守自己的信念，或者用當時的話說態度頑固。他始終拒絕在開除他黨籍也是認可他罪行的文件上簽字。他一直這樣堅持著，直到全家人面對我的困境，束手無策。

　　第二天父親就去了自進城就在那裡工作的人民藝術劇院。在那個開除他黨籍的文件上簽了字。他違心地承認了二十多年來所寫的劇本、所導演的戲劇都是封資修、大洋古的東西，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很快父親的『問題』有了結論，便也結束了他『反動學術權威』的生涯，被下放到很遠的郊區農村勞動改造。

　　父親走的時候已是深秋。媽陪著他到派出所退掉了戶口。他帶著很簡單的起居物品離開了家。我們全都很傷心。父親就這樣盡全力為我的未來創造了一種可能性，我猜他一定堅信著，這在當時是最好的選擇了。在做著這一切的時候父親從不曾猶豫。他的全部願望就是他的女兒不要去鄉下吃苦。為此他寧可自己下鄉，寧可屈辱，寧可改變他稟性中的耿直，寧可去做違心的事。在那個淒冷的深秋，父親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在做著人生重大的選擇。而我們全家對未來其實也還是不敢奢望。也許父親就是做出了如此人格上的犧牲和讓步，我也不一定能留下，但父親還是毅然做了。

　　父親離家時我們都哭了。因父親一走，不知他今後還能不能回來。在那個充滿了悲哀和不測的年代，這無疑是對我們這個家庭的又一個沈重打擊。

　　父親孤身一人呆在鄉下，依然很擔心我的分配。不久就接到父親的信。那信是專門寫給我的。父親在那封很長很長的信中，歷述了他參加革命的歷史和他幾十年文藝生涯的得失，父親甚至批評了自己性格上的一些弱點。他說他有責任讓我了解他的全部歷史，他甚至要我去分配辦公室，說明我決心同父親劃清界限。父親信中最後說，他此生最不堪忍受的，是子女要因他的問題而受到牽連。他說作為父親他本應保護我們給我們帶來陽光般的生活，而他卻使我們從小經歷磨難，他說他希望我能原諒他。

　　讀父親從鄉下寫來的這封長信，我獨自一人哭了很久。我覺得我和父親之間根本就不存在原諒這個詞。我覺得這是親人之間最可悲哀也是最殘酷的一件事。何以要讓父親在女兒面前批判自己？我當時惟一的念頭就是寧可不留在城裡，寧可上山下鄉。我想我就是走得再遠，未來再苦再艱辛，但只要父親能回家。

　　結果在那一年的初冬，我被分配到一家郊區的鋼鐵廠當學徒工。我之所以能留在城裡當工人，並不是因為父親做出犧牲，而是那一年有政策規定，無論什麼樣的學生什麼樣的家庭出身全都要留在城裡。

　　父親的犧牲也許白做了，但他卻始終無怨無悔。父親從此呆在那偏遠的鄉下。他插秧，他割稻，他挑河泥，他還要住在破土屋裡自己做飯。他要兩三個月纔被允許回城一次。每一次都騎著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回家。一路上要騎八九個小時。冬天凜冽的風中實在騎不動了，他就扔下自行車躺在道邊兒休息。我知道這一切父親都能忍受，惟獨他不再是共產黨員這個嚴酷的事實，是他所不願接受的。

　　父親以他的屈辱和艱辛同我的生存和未來做了一個交換。

　　那是一個讓我終生不忘的愛的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