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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甲峪村入股村民都住進別墅 |
天津北方網訊:5月4日,北京市政府發布《2010年北京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折子工程》,要求至今年11月底,京郊450個村子須完成集體經營組織改革任務。
已進行9年的平谷區掛甲峪村『純農型股份制改革模式』,引起社會關注。
五月,掛甲峪村滿山遍野桃花綻放,迎來旅游高峰。
旅游收入是村裡大項進賬,但村書記張朝起卻有些煩躁,『有參觀團,得做旅游發展報告,時間都被搶走了。』
眼下,他只想靜下心來,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全村第二次股改分紅方案,第二筆220萬元分紅如何發給村民。
作為北京第一批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村莊,股改8年後,掛甲峪村村民去年底拿到了第一筆分紅,130多戶分得280萬元,人均9000餘元。
改革被送『沒准兒』綽號
今年是掛甲峪村股改的第九個年頭。
2001年10月,該村村委會向上級主管部門提交了改革方案。
『從上到下,軒然大波,幾乎都反對。』張朝起回憶,改革模式是村民用地樹等資產入股,成立村企業集團,下設股份公司,村集體統一經營管理,村民到各公司上班並分紅。
1995年當村支書以來,張朝起就在構思股改模式。
『老百姓沒地種,怎麼辦?企業倒臺了,怎麼辦?你違法犯紀了,怎麼辦?身體完蛋了,怎麼辦?』針對該方案,上級領導問了張朝起『四個怎麼辦』,認為『思路太超前,不符合國家政策』。
村民們更是給張朝起一個綽號,『沒准兒書記』。
就連跟張朝起沾親的村民張朝順也想不通,『好不容易分到了1畝半分地,怎麼捨得給別人管?如果管不好,會不會又像人民公社那會兒,挨餓吃不飽飯?』他覺得地還是留在自己手裡放心,全家三口人4.5畝果樹地,每年收入不到萬元。
首年入股不足十戶
面對阻力,張朝起想了一個變通方式———自願入股。他要求村乾部挨戶動員,辛苦動員了半年,股東還不到10戶,僅佔全村6%,而且全都是村兩委班子成員,都是被自己要求必須入股的。每人1.5畝土地入股村委會。
但村企業集團和下設的5個公司,還是如期成立了。作為村支書、村主任的張朝起,成為股份集團的一把手。入股村民的家庭成員也到各公司上班。
2004年,張朝順看到『風頭不對』,村裡管的林子,請了高人比自己種的好。地交給村委會,什麼都不用操心,一年就能拿到接近2000塊錢。成立的建築隊,修山路一個月能賺800塊錢。『我把地交出去,就有了兩份收入』。
2006年,該村成為北京市新農村建設首批試點村。截至目前,96%村民已入股。
『沒准兒』變『有准兒』
掛甲峪村在1989年就有容器附件公司,2001年股改前,該村年利稅80萬元。
張朝起稱,股改開始後,容器附件公司擴建的工業公司全部利潤用於構建旅游村版圖,修建水、電、路、通訊等基礎設施。2005年,觀光采摘園和『五瀑十潭兩湖工程』竣工。
村委會出具的資料顯示,2006年旅游收入成為支柱產業,村旅游公司年接待游客達到3萬多人次,實現旅游收入150多萬元;工業公司銷售年收入450多萬元。
村集體資產由2001年的1000萬元,增長至2009年的1.8億元。
這個過程中,張朝起的綽號,也從『沒准兒書記』,變成了『有准兒書記』、甚至是『張老根兒』。
去年,掛甲峪村人均純收入為22600元,北京市的數據為11986元,平谷區則是10870元。
一入股村民年收10萬
去年12月20日晚,掛甲峪村天甲富民投資管理中心召開股東大會,分配股改以來的第一桶金。2008年五個公司的總利潤,除掉30%集體共有股(作為發展公積金,用於公共設施建設、救助貧困村民等),供400多名村民分配的個人股股金達280萬元。
村民王俊來回憶,『會議室坐得滿滿登登,從沒這麼全過』。以前開村民代表會,上座率最高也就七成。
280萬元中,勞齡股佔70%、戶籍股2%、地樹股5%、計劃生育股5%、精神文明股5%、特殊貢獻股13%。每項再對村民進行分配。
村委會出示的會議記錄顯示,上述分紅比例方案,經兩次舉手表決,均全票通過。人均分紅9000元。
王俊來是2001年第一批入股的,這次分紅得到8萬多元,加上每月1800元的工資,年收入已超過10萬元。他坦言,妻子當初任村副書記,全家被迫入股,『沒想到居然押對了寶。』多名村民表示,這纔是一年的分紅,比預料的分得多,『大伙都挺興奮。』
一位黑龍江的外來戶,擅長於旅游項目創意與策劃,這次分紅領到15萬元的特殊貢獻股分紅。
8年不分紅村民意見小
村民入了股,8年一直沒見到紅利,多名入股村民表示意見不大。他們稱,一方面,村裡確實大變樣了。另一方面,他們相信村支書的能力和為人。更重要的是,雖然沒紅利,但入股村民有工資,『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在農林公司乾打藥的活兒,一天也能掙二三十塊錢。』
張朝起解釋,各公司開始幾年利潤低,直到2008年後纔有精力和實力,仔細核算個股分紅,『如果沒有前些年的投資,2008年也不可能賺那麼多錢。』他稱,首次分紅是投石問路,方案還需進一步完善。
平房和別墅『兩極』難調
5月4日下午,村民王寶德騎著農用三輪車,途經兩片別墅區,開到自家的兩間平房。『別墅有什麼好,我可不羡慕。』
兩年前,作為民俗旅游項目,百餘棟山村別墅竣工,入股村民都搬入別墅。別墅和平房,村裡分出兩陣營。
王寶德一直未入股,像他一樣的只有10多戶。分紅只能拿到幾百元戶籍股。
入股村民,按月拿工資,按年拿分紅,還可利用別墅辦民俗游餐館和旅館。
沒入股的村民,收入來源還是依賴包產到戶的1.5畝地,年收入2萬多元錢。
即便如此,王寶德還是沒有入股的打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自己說了算。』他不願意再過記工分的日子。
該村要修一處人工湖,幾戶沒入股村民,恰好住在湖邊上。村副書記李曉玲稱,村乾部輪番勸說這些村民入股並遷居別墅。最終無果,村旅游規劃中途改道。
如今,作為村支書、村主任、集團董事長,張朝起坦言身份特殊,一直在平衡『帶領村民共同致富』和『企業效益最大化』之間的關系。同時,他深知自己『很危險』,稍不留心,就會引火上身,『有經濟問題』。
股改爭議
專家VS村支書:
股改村民有無失地風險
據北京市農委通報,截至去年底,全市812個鄉村完成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52萬農民成為鄉村集體資產的股東。
專家:公司破產村民咋辦
支書:不會用土地做抵押
在張朝起看來,北京多數股改村,動力來自城鄉接合部改造,因開發商開發土地,股改基金源於土地賠償金。分紅來自商業樓租金等,脫離了農業,具有一定被動性。掛甲峪村是純農業經濟,股改基金靠種植業為基礎的多元經濟。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雖未脫離種植業,掛甲峪股改模式也面臨兩大風險。若農產品價格波動、公司收入下降,農民分不到紅利,會不會有生計問題?提高收入的是旅游、工業等非農業產業,一旦經營不善企業破產,以至於資不抵債,土地所有權會不會轉移?農民會不會失去土地?
對此,張朝起稱集團開展任何業務、任何經濟行為,都不會以土地作為抵押物。資不抵債也涉及不到土地所有權的轉移。
專家:改革的個人色彩強
支書:正在抓緊制度化
同時,黨國英認為,掛甲峪村的股改模式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村書記是股改支柱,『一旦支柱缺失,村民怎麼辦?』
該村副支書李曉玲坦言,張朝起是股改的靈魂,『全都是他的思路,他帶著乾的。沒有他,未來會怎樣?難以想象』。村民們心裡也嘀咕,50多歲的張朝起萬一他哪天生病或退休,村民收益如何保障?
對此,張朝起稱抓緊時間使股改全部制度化,形成村規。即使他不再任職,村集團公司還沿著固化模式,繼續運營。現在急於確定第二次分紅方案,『公平性、公正性,關乎全村未來。』
『土地是農民的生存根本』黨國英說,在風起雲湧的農村股份改革『集體運動』中,如何保證農民的土地權益?免受失地風險,『這些都急待國家法規完善』。
股改經驗
『掛甲峪模式不具復制性』
至今年11月底,京郊450個村子須完成集體經營組織改革任務。
張朝起認為,掛甲峪村股改模式,『不能說都正確,也不能說適合其他村子』,不具有廣泛的可復制性。股改模式自發形成,目前還在摸索中。經過9年,他總結出推行股改的兩條經驗:一是經濟支柱是前提條件,以應對經營不善等突發事件。股改前,掛甲峪村年利稅已達80萬元,『沒有這個做後盾,我也不敢搞』。二是村乾部的領導能力和經商能力,『執政能力差,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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