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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鄉下,什麼時候,忘了。那不是回憶,是從鄉間小路旁一個門洞裡伸出來的小腦袋。記憶也許就像這個小腦袋,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從過去的門縫裡鑽出來,喚回一個難忘的故事。這小家伙的腦袋剃得?光發亮,顯然不是用電推子理的發,而是用鋒利的剃刀刮出來的作品。剃刀只在頭頂上留出了一綹黑亮的頭發。也許這個村莊早就不是我曾經熟悉的鄉村,在房脊上伸出來的電視天線,就讓我想起『村村通電視』的溫飽型口號。但是這個小腦袋,還是喚起了我的記憶,那些鄉親們的頭等大事。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說過,我有一張插隊當農民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我穿著一件肩膀有塊大補丁的上衣,頭上紮著一條白羊肚毛巾。『白羊肚毛巾紅腰帶/親人們迎過延河來』,這是老詩人賀敬之的詩,中學課本選了多年,所以人人都記得這詩句。白毛巾,紅腰帶,這是鮮艷喜慶的色彩,同時也是世界上最簡潔最廉價的裝飾物。我下鄉當農民的那年月,食能果腹,衣能遮體,就算上溫飽了。冬天一套棉,夏天一身單,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兩套衣服穿上八九年,並不是誇張的說法。衣服不能常新,但心情需要時時敞亮,於是頭上的功夫就出來了。最典型的例子也是出自詩人賀敬之筆下的歌劇《白毛女》,窮得一無所有只有一身債的楊白勞,過年了,也要給女兒扯上二尺紅頭繩『給我喜兒紮起來』!就是到了『文化革命』中我們到鄉下插隊當農民的時候,年輕人愛美,又經濟又能實現的裝扮就是頭上紮上一條白羊肚毛巾。這是一道算術題:我每天勞動掙四毛錢,一條毛巾一塊二毛錢,那麼我下苦力乾三天,就能掙到一條毛巾讓自己精神起來。
頭等大事,就是頭上的事,如今叫美容美發。除了經濟條件,還是人們審美的習慣。我最早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一排照片,一下子就記住了,而且還有自己的『發現』:從馬克思到毛澤東,一個比一個的頭發多,一個比一個的胡子少。我把我的發現告訴大人,大人告誡我:『別胡說!』其實我沒有胡說,只是把實際看到的說出來了。但我的觀察力很快受到扼制,所以,反而讓我記住了這個『發現』。其實,今天想來,我沒有貶損偉人們,這樣變化,大概也有時代變遷和與時俱進的理由。二百年前,西方和東方的上層人士均是美髯公。現在的布什、布萊爾、普京,這些大國領導都刮光了下巴並有一頭美發。我以為這是審美時尚『全球化』,與意識形態無關。
再回到鄉村和回憶中去,那個時候,受苦莊稼人,多是刮光頭,每天灰頭土臉,糞末草屑,乾完活回家,一瓢水上頭,乾淨利索。所以頭發並不受重視,真禿子和假和尚,一樣。魯迅先生在寫到阿Q的時候,強調了頭上有癩瘡疤。強調就是指明其經濟狀況:也就是說他是個窮得家裡沒有個老婆往頭上澆那一瓢水,也懶得自己往自己頭上澆一瓢水,流氓無產者。鄉下人受了教育,最鮮明的標志,就是留起頭發,梳了個小分頭。不受草灰土糞之罪,也不怕虱子上頭安家了,從此後雞窩裡飛出鳳凰來——小分頭宣告了『知識改變命運』的頭等大事。
哎呀,從路邊門洞裡鑽出來的這個小腦袋,讓我的腦袋也像一個存儲器,飛快地轉出這麼些念頭來。
太陽出來了,到這鄉間小路上『農家樂』一日游的人也多起來了。人頭攢動,五顏六色,『紅頭發綠眉毛』這些過去老媽媽講鬼故事的開篇,現在成了人們頭頂上的風景。我笑了笑,比初春更春光的是人們的『頭等大事』,好啊,別看是幾根頭發的小細節,細想起來,還真是世界的、全球的、時代的事呢!我想,如果阿Q還活著,他會有一頭什麼頭發?紅的,綠的,還是假的?想不出來。想不出來就對了,阿Q留在魯迅的土谷祠了,那也是一個時代的疤瘌頭啊,無可替代也無法改頭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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