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機，新的一輪全球化進程就此戛然而止。至此，前些年過於注重出口的中國人突然發現，居民收入的相對不足根本難以擴大內需，於是通過改變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一般民衆的收入水平成爲當務之急。

　　在此背景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正在制定中的《工資條例》再度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甚至被一些人認爲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標誌性內容，一度有消息稱，該條例年內即可出臺。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對各相關階層的走訪中發現，無論是企業家、工人還是學者對《工資條例》的可行性都表示疑慮；參與該條例制定討論的學者甚至透露，由於阻礙重重，《工資條例》即使進展再快，也難以在年內出臺。

　　《工資條例》一旦出臺，很大的目的就是要讓現在的企業利潤勞資分成比例向勞動者方面傾斜，所以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企業家對這一條例有所抵制並不意外。

　　有趣的是，四川一家大型民營冶金企業的人事領導，當他不知道記者的身份時是連連搖頭，表示實際意義不大，因爲現在還是資方市場，員工話語權很弱，而工會組織有時只能是形同虛設；但是當知道記者的身份時，卻連忙表示，自己的企業絕對不在此列——“我們公司從一開始就很注重人性化管理，一直加大人才培養，把員工與公司視爲利益共同體，社保、住房、獎金、分紅一樣不差，且人均年薪達到4.3萬，這在西南地區可以說很不錯了。”他說。

　　當記者進一步問新《工資條例》出臺後，對貴公司有何影響時，他表示，基本沒什麼影響，“因爲我們的工資水平遠遠高於本地區同類企業的平均水平。”

　　然而記者在網上查詢時發現，這個企業近年招聘有工作經驗的員工，每月收入從沒超過3000元。更有一剛參加工作的朋友在網上留言抱怨說，最低工資標準就是我們公司的最高工資，自己從沒聽說有“協商”一說。

　　長期從事監事工作的北京福建企業商會常務副會長吳華強表示，即將出臺的《工資條例》對企業家的實際作用可能不大。他說，現在勞動市場基本屬於資方市場，勞動力供給比較大，所以用不用工、用哪個工，都是老闆定，工人的話語權很少。

　　國有壟斷企業對《工資條例》也不“感冒”。一位參與《工資條例》制定的人士近日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該條例遭遇了來自壟斷行業央企的極力反對。據他介紹，壟斷行業的央企認爲他們的企業福利部分不應該計入到工資收入，否則納稅和社保繳納的工資基數太大。比如，央企的人均月收入是1萬元，各種社保和納稅上調10%就是1000元。而對於民企而言，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上調10%只是200元到300元的問題。

　　“哪有這樣的好事兒，讓老闆和俺心平氣和地談論工資？”記者在北京南三環附近問一位正在路邊拆牆的農民工，願意不願意和老闆就自己應得工資討價還價，這位操着河南口音的男子說：“討價不討價咱好說，幹完這活兒，把工資立馬全給俺就中！”這位任姓男子，家在河南駐馬店，由於包工頭整天躲着不見面，他去年年底爲追討工資甚至沒有回家過年。

　　農民工被欠薪的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常年介入勞工問題的北京市君祥律師事務所律師賈培紅表示，目前法學界認爲，農民工不具有與其他主體相同的地位，其自身又缺乏較強的維權能力，是欠薪產生的主要原因。作爲弱勢人羣，農民工的特殊地位並未在法律上得到體現，欠薪更是缺乏專門的制度約束。建議新《工資條例》應對相關問題有所規定，比如爲防止企業方故意推諉，當員工達到一定比例時，工資談判機制應自動啓動，違規者要受到相應懲處。

　　潛規則：央企潛規則浮現《工資條例》年內恐無望出臺

　　然而即使不是農民工，大多數企業職員也對和企業主談判提高工資疑慮重重，而且越是工作強度大時間長的企業，員工就越缺乏談判的勇氣。接受記者採訪的林小姐是河北人，大學畢業兩年，現在北京永安裏附近一家留學公司工作。雖然工資不低，但是平均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週末也不能完全休息，這樣的工作強度讓林小姐每天上班都是強打精神。

　　“我真不想在這裏幹了，但是我和我男朋友兩個人過，他現在需要錢上學，我父母在老家也需要錢。我不但不敢辭職，每天工作也都小心翼翼，就怕領導不滿意。我從事的這個行業比較小，業內的老闆大多彼此認識，如果不在現在這家公司幹了，換家公司很不容易。老闆能夠按時給我發工資我就很滿意了，哪裏還敢再和他談判？”林小姐說。

　　在國內某知名網站工作的小李更是直接對記者說：“雖然我們這個工作挺累，但是由於是大公司，想進來的人有的是。如果我提漲工資，結果就只有當天被開除或者待公司找到能替我的人之後再把我開除兩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