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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泰君安證券總經濟師、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我國財富差距超過40倍,收入分配走到改革路口(5月25日《投資者報》);之前一天的人民日報刊文稱,北師大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近日稱,目前收入差距擴大有四方面:一是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二是壟斷行業收入遠高於社會平均收入;三是市場價格扭曲導致的行業暴利以及管理部門的灰色收入;四是在行業企業內部收入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正不斷加強。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兩名李先生說的是一道命題,都在剖析收入落差之因。我認為他倆只是在重復一種簡單的常識,這幾乎是當前公民收入分配機制失衡與分配尺碼不公的路人皆知的制度詬病。專家學者多次強調也好,媒體追蹤一再報道也罷,展示出的內容雖然頗有蒼生使命感,出發點也很善意,但把病灶的原因歸結在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之上,竊以為不妥。將戶籍、出身當作拉大收入鴻溝的推手,看起來更像是轉移公眾正診斷病根的視線,這樣未免會將解決勞資分配矛盾的空間進一步掘大。
要我說,造成收入間距增大的真正推手並非原始身份,而是後期附加於體的官權。官權的擴張、任性與嬌縱,幾乎是當前所有不公的致命推手。先說企改,資本與官權在沒有陽光的灰暗一角悄悄結合,國有企業改制為私家花園。一方面,改制將企業的大量一線職工推向並不成熟的市場,使他們『被下崗』『被就業』;另一方面,造就了『上市神話、一夜暴富』的神話。這些本不該出現的財富變態積聚的鬧劇背後,總有一雙雙幕後官手在灰色互動,當然這些官手並非徒勞白動,其間裹挾著大量的公權自肥元素。
而對於車改、醫改、教改、房改、養老金改革等來說,表面上看總是轟轟烈烈、如火如荼,但推行後盤點收效時,總顯甚微。車改亂象,不僅公車沒減掉,反而月月數千元車補直達卡上;醫改,去年財政投入3900多億,但看病貴與看病難仍未緩解,顯然這些錢沒投到該投的地方去,而被一雙雙貪得不無厭的官手中途拽走了;教改,教育投入佔GDP的4%的口號都喊了十多年了,而百姓的個人負擔的教育成本仍居高不下,但『三公』支出卻從未赤字,每年保守開支也有九千億;房改,官手頻頻伸向經適房,百姓卻被推向高價樓市;官員與企業職工的養老金『雙軌制』,又再度延續著分配不公直到他們靜靜地死去。
所以,要盡快填補公民收入鴻溝,最根本的途徑便是用法制之拳去扭住一雙雙任性的官手,一些官手可謂只見有利便伸至現場。這方面的論述時下已汗牛充棟,我不再贅述。思想家多次說過,人是向善的,但同時也是自私的。若以裹挾著『私利』之身者自制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不大膽用權威的法律機制盡快導引各階層利益的公開、公正、充分地博弈,勢必無法打破『誰管錢、誰分錢』之宿命。要管住官權自分公共財富蛋糕的本能衝動,必須引入『不管錢』的較為獨立的第三方來公正、公開地完成此業。時下,這種高蹈意識,已受到較高層面的警覺,但具體的法制掘進尚顯遲緩。 (作者周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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