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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開惠風和暢。邀了幾位老友,去鄉下梨園吃農家飯。那裡取名『俺們公社』,漫山梨花雪白,青磚瓦房土炕,不由得讓我想起我心中的那個『公社』。
1969年3月9日那個夜晚,在塞外公路跳下解放牌大卡車時,天上沒有一絲月光。同學間好鬧,一推搡,幾人就滾到路邊溝裡。好在溝不深,棉衣又厚,嬉笑著跳起來。隨即進了路邊一排房,這就是俺們的『公社』。天亮時纔看清,『公社』由四間北房、六間廂房構成。廂房後窗外是公路,前方是山根,與北房(及前院房後)圈出一個院,兩個房山之間就是進出大門。可別小看這不起眼的房子,這裡是18個大隊的領導機關。這裡講的每一句話都是命令。
作為一個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小隊、大隊乾部都是領導,偶爾見到公社乾部,那就是大領導了。好長時間裡,或趕集或買糧(頭年秋之前吃供應),從公社門外過,從不敢進去。直到轉年初夏,我纔有機會走進這院。那是給縣廣播站寫一篇稿子,送到公社。文教助理看了很滿意,見天黑了,他說住下吧。那時公社有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兼武裝部長、秘書、文教助理、農業助理等十多人,除了秘書管公章看家,其餘的常下鄉。此外還有一個小女孩是電話員、一位老漢是食堂大師傅。
那天晚上,我住廂房最南頭屋。不知是誰的行李,很厚的氈子褥子,挺舒服。那排房子沒紮頂,大柁以上穿堂風,一人打呼嚕,集體享受。盡管如此,轉天起來也感覺很幸福,跟住了一宿五星級賓館似的。早上在食堂喝一碗大米粥,吃了張白面餅。再往八裡地外的村子走,覺得天格外藍,水分外清。心想,這哪是『俺們公社』,簡直是人間天堂。
沒多久,不敢想的好事突然掉到我頭上。公社建廣播站,點名抽我去。去了,講明每天伙食補貼五毛,記賬,月底少退多補。廣播站設在電話室,我就住那。女電話員晚上回家住,由我值機。很快,縣廣播站來技術人員安設備。也簡單,一個配電盤,連著擴大器。我跟著乾,裝好了,也會操作。而電話總機更簡單,十八個大隊十八部電話,貼個紙標,要哪插哪。頭戴耳機,左手按鍵,右手搖電機,嘴裡喊誰誰,我是公社,哪哪要你。雙方通話,沒我的事。要想聽講啥,手一按全清楚。開始新鮮,聽聽,不是找人說你媽病得不行了回來,就是誰誰喝鹵水了快找人。那時大隊電話沒急事沒人敢打。縣裡來電話,多是開會通知。
轉眼間,我變成了全縣知青臨時抽掉『脫產乾部』第一人。寫稿、值機對我來說很容易。閑下來,我就去伙房幫廚,主要幫著『打餅』(即烙餅)。這裡產高梁谷子不產麥子,只有國家乾部口糧中有部分面粉。公社乾部集體戶口,統一由伙房買,改善伙食,就做白面餅。烙餅用大鍋,淋上油,使小火,外酥裡軟,很香。吃餅時,下鄉的就都回來,一人兩張,也不用菜,一手拿餅,一手端粥,在院裡吃。街上社員見了,朝孩子屁股?地踢一腳,罵你啥時纔能有出息,長大也能吃白面餅!
我開始幫著燒火,後來就會做餅。我烙餅時捨得放油,打出的餅就香。偶爾也有私心,給自己留一張油大點的。我盡量省著吃,每天頂多吃三毛來錢,估計到月底還能省出幾塊錢。那時,生產隊的工分每天也就三毛錢。抽我到公社,隊裡記滿分(這五毛補貼由大隊給,大隊再從公社的義務工中核銷),等於我一天掙了八毛。
轉眼到了一個月。我乾得很好,給上面寫了不少稿子,公社廣播站也辦得有聲有色。領導說等女電話員結婚了,就正式調你出來。同學們來趕集辦事,都來看我。但沒想到出了大婁子,一切都變了。
晚上公社開電話會,備戰的事。停電,使用電話系統,擴音用三相收音機。按道理那收音機擴音時不收音。連接好了,武裝部長講,我坐在炕裡監聽。忽然,我聽到一段音樂,然後就是『莫斯科廣播電臺,現在對中國聽眾廣播』,連著說了兩遍。我喊這是哪來的,同時就意識到問題可能出在收音機上。我一頭撲上去,拔出插頭,收音機還在說,『現在對中國聽眾廣播』……
出了敵臺,可不得了。轉天早上縣裡公安局小車來了。詢問後,讓我在另一間裡等著。一直到中午,伙房打餅的香味都飄出來了,公社領導纔叫我出去,說,是機器事故,你回村去吧。我很感謝,夾起行李就走。出了大門,回頭看看,乾部們正在院裡吃餅。到村口,見井邊有人打水,上前討了幾口喝,然後在心裡說,再見吧,俺的公社,就回村接著種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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