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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1日刊出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文章《美國的中國新定位及其對中國的挑戰》。文章說,美國最近公布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最大變化是對中國新定位,首次呼吁要負起『負責任的領導角色』。新定位是從美國利益出發,中國當然不可承擔一份沒有能力承擔的領導權,同時,因為中國在國際體系內崛起,需要中美擁有最低限度共同價值觀和對處理問題方法的共識。
文章摘編如下:
美國最近公布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總統奧巴馬對美國的戰略定位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這並不難理解,也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美國歷屆政府不管其戰略話語是什麼,所實施的戰略都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或者領導地位。作為唯一的霸權,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便是維持這個地位。
但歷任總統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單邊主義,而奧巴馬政府則奉行多邊主義。不過,這也不是絕對的,單邊和多邊同時存在,只不過是在不同時期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新戰略文件中最大的變化是美國對中國的新定位,文件首次呼吁中國要肩負起『負責任的領導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在冷戰後半期,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可說是對付前蘇聯的『准同盟』。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國的定位一直隨著客觀情勢的變化而變化,從早期的『敵人』、『競爭者』到近年來的『利益相關者』、『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和『負責任的大國』等。
G2不可以加以正式化
美國當然是從其國家利益的角度賦予中國這一新角色的。近年來,中美關系最大的變化莫過於人們所說的『G2』的形成。但對很多人來說,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國官方也沒有承認G2。
實際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從結構上說,在G2內部,中國僅只是幫手,處於不利地位。因為美國處於結構的頂端,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只有責任而沒有領導權。
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實力和美國還是不能相比。中國不能正式接受G2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中國認識到中美兩大國不能決定國際事務,這不僅和中國的『國際事務民主化』的目標不相符合,而且如果這樣做,中國會面臨無窮的國際壓力。
但是,『被G2』的理解也不夠確切。G2是客觀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的產物,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事實上的G2結構的產生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高速發展,而且也是中國戰略選擇的結果。
中國需重新思考國際角色
不管怎樣,G2反映出國際政治的結構性變化。美國對中國(和其它國家)的新定位是這個客觀的新結構的要求。那麼,中國本身呢?很顯然,中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國際角色。
首先是國際定位。傳統上,中國的國際定位是發展中國家。今天,中國當然還沒有成為發達國家,但也已不能簡單地把自己定位在發展中國家。因為在國際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中國不得不負起一些帶有全球性的責任。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當向整個體系負責,但站在這個體系頂峰的則是美國。體系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並不是完全一致的。要在同一個體系下處理共同的問題,這需要中美兩國擁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觀和對處理問題的方法的共識。
盡管中美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價值(不同的文明、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但那種處理國際問題上的、具有工具性的共識和價值也不是不可能取得的。這就需要兩國進行經常的對話,通過對話達成共識。
中美已經高度相互依賴
國際權力結構性的變化又影響到中美雙邊關系。就雙邊關系來說,中美兩國已經高度相互依賴,尤其是在經濟關系上。但兩國的雙邊關系也越來越具有國際性,就是說,中美兩國如何處理雙邊關系都會對整個國際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就要求兩國把問題放置於整個國際關系的格局中來處理,而不僅僅是雙邊關系。
如前面所說,美國對中國的新定位是從美國利益出發的,中國當然不可以承擔一份沒有能力承擔的領導權,過分承擔國際責任或者領導力既會阻礙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會使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力不從心。
不過,因為中國在體系內部的崛起,體系本身客觀上也的確在呼喚中國的責任乃至領導權。怎麼辦?這是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對中國的考驗,這不僅關乎於中國本身的發展、中國所有的外交關系,而且也是世界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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