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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連續兩件國際事件的強勢出鏡讓土耳其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5月17日,在伊朗總統內賈德、巴西總統盧拉和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的三方會談後,伊朗、土耳其和巴西三國外長正式簽署核燃料交換協議。協議規定伊朗將運送低濃度濃縮鈾至土耳其以換取德黑蘭核反應堆的燃料供應。此消息一出,舉世震驚。在美國已經准備提交制裁決議的時候,伊朗與兩個非當事國達成協議無異打亂了美國在伊朗核問題上的布局。
5月31日,以海軍向試圖駛入加沙地帶沿海地區的一支國際人道主義援助船隊開火,造成船上多名志願者的重大人員傷亡,此舉引發了土耳其的強烈反應,宣布召回駐以大使,中止與以色列的軍事演習計劃,甚至不排除派軍艦護衛人道主義救援船。
部分中國網友對此頗感驚奇:土耳其是北約成員,與美國、以色列關系相對不錯,為什麼在2010年出現了大『變臉』行為,連續挑戰美以的核心利益呢?
其實,我們認真分析目前的土耳其局勢就可以得出比較清晰的判斷了。這兩件事情的發生並非偶然,而是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由世俗化路線向伊斯蘭路線靠攏的外在反映。
地處亞歐交界的土耳其在國家路線上一直是非常糾結的:一方面土耳其是伊斯蘭國家,很難完全接受世俗化的路線;另一方面由於土耳其靠近歐洲,受到歐洲文明的影響,深知世俗化是其實現國家更好發展的不二之選。面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路線,土耳其必然是充滿矛盾的。
土耳其雖然自凱末爾之後一直推進世俗化路線。軍方是推動世俗化路線的最主要力量,但始終缺乏更廣泛的群眾基礎,這在伊斯蘭世界難度是十分巨大的。伊朗在巴列維時期就曾大力推行世俗化路線,結果導致伊斯蘭革命爆發。土耳其地處亞歐交際之地,是地緣大國,曾擁有歷史的無比輝煌,因而這是一個有著強烈民族自尊心的國家,但近些年在現實面前卻總是受到挫折:
一直夢想加入歐盟,但是始終被拒之門外;
土耳其移民遍布歐美,在反移民反伊斯蘭的聲浪中,他們傳回國內的聲音不會讓國人感覺溫暖;
美國是土耳其的盟友,但是在亞美尼亞大屠殺事件上,美國國會揭了土耳其的傷疤,這與當年美國一方面聲稱要發展對伊朗的友好關系,一方面收留了被政變推翻下臺的巴列維是一樣的效果,仇恨因此在土耳其蔓延;
美國佔領伊拉克的後果是給庫爾德人留下了一個自治區域,雖然美國考慮土耳其的感受並沒有支持庫爾德人建國,但這對視庫爾德為分裂力量恐怖力量的土耳其來說已經足夠讓其憤怒了。在打擊庫爾德工人黨上,土耳其與伊朗有更大的利益交集。
……
由此可見,土耳其面對歐美的態度十分復雜。他們想融入,但卻總是被排斥,這無疑就給國內的伊斯蘭路線提供了廣泛的民意基礎。
土耳其的糾結之處並不只在於土耳其與外部力量的矛盾,也包括其國內不同力量之間的矛盾。軍人政治一直是土耳其的主要政治形式,土軍方一直對國內政治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最近50年內,土耳其通過選舉產生了四屆被認為帶有濃重伊斯蘭色彩的政府。而土耳其軍隊則通過軍事政變,將這四屆政府逼下了臺。平民出身的總理埃爾多安要在『軍人監國』的模式下鞏固自己的權力,就必然想通過回歸伊斯蘭路線,以獲得更大的力量支持。
我們回顧二月份的一則消息:2月23日,土耳其警方閃電逮捕了包括土耳其前空軍司令、前海軍司令在內的48名高級軍官,粉碎了這些軍官企圖制造的政變陰謀。這些激進軍方人士試圖炸毀伊斯蘭清真寺及博物館,以維護世俗化路線。這無疑就印證了土耳其軍方與政府在不同路線上的矛盾。而類似的行動,埃爾多安不只是采取一次了,由此可見土耳其國內局勢的復雜性。埃爾多安要想削弱軍方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就必然要借助民眾的力量,如何借助呢?那就要做出一些迎合民眾的事情,因此,土耳其對以色列的關系就被作為一個突破點。所以,我們看到,近年來,土以關系連續出現一些導致緊張的事件,埃爾多安政府不惜以損害一些對外關系為代價來換取國內民眾的支持。
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歐盟,不得其門而入的主要原因看似是希臘因塞浦路斯問題的反對,其實也包括諸多其它原因。歐盟除了擔心受到經濟較落後的土耳其拖累外,對其『非西方(伊斯蘭化傾向)』與『軍人乾政』也心有忌憚。讓土耳其糾結的是,單個來看,『非西方』與『軍人乾政』這兩個問題似乎都可以解決,但卻無法同時解決。比如,如果限制世俗化主導力量的『軍人乾政』,其伊斯蘭化的聲音會更高,那麼非西方的色彩會更重;而如果要在選票主要掌握在具有伊斯蘭化傾向的選民手中的情況下推行世俗化,不借助軍方的力量又是不可能的。
軍隊捍衛世俗化,政府則在宗教化,面對這樣的一個土耳其,我們似乎很難給出一個非常清晰的未來判斷,土耳其現在首要解決的其實不是世俗化與宗教化的矛盾,而是大力發展經濟,消除支持世俗化的城市精英階層(包括軍方在內)與支持宗教化路線的農村貧困階層之間的經濟差距,除此,別無更好辦法,如果處理不好甚至會出現政治動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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