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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老捨日記,受益匪淺。有個突出印象:即,老捨很愛與朋友『同飯』。許多人請他『同』,他也請許多人『同』。僅1950年1至3月,『同飯』的記錄就有42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1月份,共有16次。平均不到兩天1次,間或一天兩次。分別是:1日,午前訪曹禺,同去朱啟平處吃飯;2日,11時到長之處,有季羡林、克家,同飯;5日晚,鳳子請飯;6日,早11時到東來順,與松廠、樂山同飯;7日午,到伯龍家吃飯,晚到聖陶處飲酒;8日午,家寶請飯;9日晚,請阜西吃飯;13日,到莘田家吃羊肚湯;14日,約家寶吃飯;15日午,在樂山處吃飯,晚在溥雪齋宅吃飯;18日晚,請曾久吃飯;20日午,莘田請吃砂鍋居;22日,早雲峰來,午同他與韞如吃飯;23日晚,胡風來,同飯;28日,約王庚堯、姚舞雁、屈凌漢、隋育楠、易德元、席征庸,吃東來順。
通過以上羅列,似不難概括出老捨與人『同飯』的兩大特點:一是頻率相當之高,二是『檔次』相當低,相當隨便。
不消說,老捨是好客的。老捨在散文《我的母親》一文中說,我的母親是個體面好強的家庭婦女,家裡無論多窮,來了客人,都要盡其所能予以『款待』。老捨說,『我的好客的習性』,『是母親傳給我的』。遺傳基因,當然不能否認。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寬松的時代,溫和的政治氣候,使其好客的基因得以激活。不要說老捨投湖的那個浩劫年代,早在1957年,老捨好客的遺傳基因就『冬眠』了,『同飯』的雅景也幾近絕跡。莫說反右斗爭如火如荼的夏秋之際,就是在年終歲末的12月份,『同飯』的記錄也只有兩次。一次是『梅阡請吃羊肉』,另一次則是『同蘇聯友人吃東來順』。不錯,老捨曾隨團去蘇聯訪問過,但在那年月與蘇聯友人『同飯』,很難說不是奉命為之。
曾有名家忠告:文人宜散不宜聚。這無疑是箴言警句。特別是在文學藝術領域人際關系險惡頗多的時候,尤其具有針對性。但不知像老捨這樣的『同飯』,是應該歸於『散』的門類,還是應該列入『聚』的范疇呢?然而我以為,老捨式與文友們的『同飯』,不論是姓『散』,還是姓『聚』,現今的文人們,如果也能像老捨先生那樣,以誠待人,熱情交友,不時同三五好友,聊聊天,喝喝茶,喝點兒小酒,吃點兒便飯,絕對是好事,不會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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