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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邢傲偉、唐功紅、劉春紅、杜麗等9名山東籍奧運冠軍集體晉昇副處級領導職位。6月4日,九人結束了在濟南舉行的『崗前培訓』,即將走馬上任。(6月6日新華網)
盡管奧運冠軍賽後轉崗從政在全國並不鮮見,但山東省體育局一次性統一提拔安排全部9名奧運冠軍的做法尚屬首次,極為引人注目,引發了社會的關注;也正是如此,盡管『根據組織程序,他們已經全部經過了任前公示』,但是,社會的爭議聲並沒有消除。
我們該如何面對奧運冠軍的『處級化』現象?又該如何平息社會的爭議,或者說給公眾一個回答?這些都是擺在社會面前的問題。事實上,這樣的爭議並不是第一次出現,早在奧運冠軍享受免試上大學的『超國民待遇』時,公眾的爭議就隨之出現。只是,我們的冠軍越來越多,對冠軍的獎勵越來越多樣化,但是,對冠軍『超國民待遇』的爭議也日益增加,也就是說,公眾的懷疑和爭議情緒從來沒有被正視過,也沒有被消除過,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尷尬。由此網友評價說,山東9名奧運冠軍晉昇副處級體現了典型的『中國式思維』。
那麼,何謂『中國式思維』呢?在筆者看來,含義至少有二,一是奧運冠軍的獎勵模式是不是除了金錢就是官位?二是社會該如何面對奧運冠軍『官員化』現象?
山東9名奧運冠軍晉昇副處級,可以說,是贏家通吃思維的產物,也是『中國式思維』的極端表現形式。也正是在這點上,公眾的詬病頗多。我們看多了眾多體育冠軍『贏者通吃』的情形:榮譽、學位、金錢甚至是政治資本。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對『贏者通吃』進行反思。『贏者通吃』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自然法則,是『勝者王、敗者寇』的表現,把權力、金錢、知識、聲望和地位等各種有限的社會資源送給了強者,而忽視了弱者。這種『贏者通吃』的法則是一種不正義的游戲規則,容易讓弱者產生被邊緣化的不安全感。
山東9名奧運冠軍晉昇副處級之所以引發社會關注,在筆者看來,與奧運冠軍『官員化』背後的『贏者通吃』邏輯不無關系。也就是說,公眾的質疑表明,奧運冠軍『官員化』並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正如學者徐友漁先生指出的那樣:現代社會是贏者佔優的社會,但不應是贏者通吃的社會。
道理很簡單,個體的任何優勢都不能任意無限制地放大,更不能放大到社會的層面。官員、明星、企業家、學者等各類個體可以得到任何屬於自身的好處,但是社會不能因為他們擁有某個方面的優勢,就把另外的好處也給他們,否則,就是不正義。
如果在社會當中,某個群體處在一種過度的強勢狀態之中,那麼,社會對其制約力便會減弱。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便會不可避免地膨脹起來,這是山東9名奧運冠軍晉昇副處級產生爭議的原因所在,因為贏者可以在社會中『佔優』而不能『通吃』,否則,便是對自身利益的擴張和對他人利益的侵蝕。
面對奧運冠軍『官員化』現象,應明確,我們需要一個贏者『佔優』的社會。由於個體先天稟賦、能力等方面的差別,可以在社會的某些競爭方面勝出,獲得某些方面的優勢,這是社會提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社會公正的體現,並且『佔優』而非『通吃』是達到利益平衡的最好選擇。
筆者以為,時至今日,我們的『中國式思維』或許到了應該改變的時候。公眾對『中國式思維』的排斥就是對『贏家通吃』的反感,而惟有在贏者『佔優』而非『通吃』的社會中,公眾的爭議聲纔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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