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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理想的書房,卻享受過坐擁書城的愜意。
多年前,在一家人文社科雜志社的小圖書館,我謀得了管理員的差事,兼清潔工。整日搬著梯凳,提著水桶,操縱著刷子和抹布,在巍峨的書架間上躥下跳。數日,積塵盡掃,我也『閱讀』了十幾萬冊書——書脊、封底和封面。書脊的內容實在豐富:題名、署名、出版機構、出版徽記。更重要的是,書脊上貼著本館標簽,記住標簽上的類號,看看比鄰而居的是些什麼書,便可歸類大概、粗知內容。小憩時,拉出目錄抽屜,看著卡片回想原著,比照摸排,眾多圖書的面貌和地位自然清晰。並且,我少見多怪地發現,原來圖書的問世和入藏,往往重合著學術發展的軌跡;原來人文社科各領域的文獻結構有趨同性,都可以劃分為『基本理論』、『實踐過程』及『專題研究』。
擔任了編目員,我傾心於更大的『書房』,常去北京的文津街、柏林寺及國子監。我不借書。那時借書得夠級別,我不夠。只心滿意足地坐在寬敞的大廳裡,從目錄櫃上取下一兩個抽屜,隨意翻看摘記,視野在不經意間拓展。令我流連忘返的,是柏林寺的舊目錄卡——紙色發黃,邊角磨損,蠅頭小楷,工整遒勁。前輩們謄寫、編排的藝術品般的目錄卡,復印下來簡直可當字帖。如今檢索全用電腦,它們還能存活在世上嗎?
我的另一間『書房』,便是書店。我負責采購,看各種新書預告。與海王村那些返聘上崗的老師傅聊天,如飲醇醴。我讀鄭振鐸、謝國楨、鄧雲鄉等人的文章,知道了董會卿、王晉卿、陳濟川們,還因此偶然的機緣,曾向坐在幽暗的舊書桌前的雷夢水先生鞠過深深的一躬。
與書皮打交道的人,斷不可不知書瓤。因本職工作引發了一些幼稚的問題,我便煞有介事地『思考』起來。比如,《隋志》新立史部,是否意味著農耕文明中人們強化著對過往經驗的重視?再如,《孟子》居經,而朱熹止子,與社會狀況、學術環境有無直接關系?『四庫』編成時,空談性理頗受批評,漢學復張,宋學稍抑,是否影響朱熹著作的地位?又如,舊稱『小學』,尊卑不明。《爾雅》、《說文》長居經部,不謂不尊;充任解經工具,又如臣僕。乾嘉考據大興,自成格局,不為附庸。出現這種情況,既有政治高壓等外部原因,也體現著學術自身的發展脈絡,似不宜偏執一端。在專家看來,這些胡思亂想也許是淺薄可笑的。展卷於字行間就教於前輩學者梁啟超、章太炎、錢穆,及稍後的侯外廬、楊向奎,當代的孫欽善、陳祖武、王俊義、黃愛平,庶幾解惑。
我也喜歡關於書的書,藝文經籍、文苑儒林、公私目錄、書話題跋,乃至經眼錄、紀事詩,看似沒用,卻多多益善。非功利的閱讀更有樂趣,且容易有真正的精神收獲。啟功先生生前慨嘆『讀日無多慎買書』,感到時間逼仄,對包括我在內的不少人來說,空間是個問題。不過,近日我還是買了王伯祥先生的《庋木家偶識》、徐雁教授的《中國舊書業百年》和《江淮雁齋讀書志》。年輕時讀伯祥先生注釋的《史記》選本,接受了文言文啟蒙。《庋木家偶識》則在清雅的記敘中,透露出時代、政治的各種痕跡,既談書,也論世、懷人。耄耋宿儒,幽窗秉筆,分明是文化的擔當。
工作,早已調換。不當管理員了,卻與新單位圖書資料部門的同事一見如故。常有年輕人詫異於老書生記憶之蕪雜,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被google慣懶了。
這裡曾是我的書房,這裡曾有我的生活。借用法國某作家議論『黎塞留路圖書館』的說法,這裡可能是『天堂存在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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