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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線』
周恩來的小侄女周秉建並不曉得草原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她決定去內蒙古草原插隊落戶。
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來到西花廳,跟伯父和七媽鄧穎超(周恩來在家族中排行老七)告別。此時周秉建初中剛剛畢業,文革風浪中,總理的親屬也不能幸免。周秉建的父親,也是周恩來的小弟弟周恩壽不久前以莫須有罪名蒙冤入獄。
『當時家裡是兩個極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總理,但父親卻受迫害被抓捕入獄,我想我更應該好好地表現自己,向工農學習,改造世界觀,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當時就是這麼朴素的革命動機。』周秉建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周秉建的決定事先並未與長輩商量,來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和七媽鄧穎超的肯定和贊許。他們特地為小侄女加菜餞行。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牧民們熱情地歡迎了這些從北京來的孩子們。『到達旗裡的時候,我們很興奮。旗裡有組織地來迎接,武裝民兵們騎著馬背著槍高舉著紅旗,很威武。鎮裡大概有100多個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著國旗,很是威嚴。』後來周秉建和知青們纔知道,就在他們到來的前一天,在旗裡剛剛結束了一場全旗的『挖肅』現場會,這100多個蒙古包就是為會議准備的。這是周秉建第一次聽見『挖肅』這個完全陌生的詞兒。
周秉建感受到了與北京不一樣的氣氛。在一次大隊開會學習的時候,大隊革委會主任告訴他們,大隊共23戶人家,只有三戶是紅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線人物。『我那時不知道「黑線」為何物,到了牧民家裡,還在找黑色的線。』周秉建回憶。
有時候大隊領導會帶著知青們去牧民家裡進行形勢教育,在坐下來等喝茶時,領導悄悄告訴他們:這戶人家在外蒙有親戚,他們要等外蒙古打進來時,就會進行內應,要對他們保持警惕。『但當時就覺得這個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團結95%以上的乾部」和「團結95%以上的群眾」的思想。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寫在給伯父的信裡了。』
結果,這些無意中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周恩來的特別關注。周秉建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伯父就從信中知道內蒙的「挖肅」問題已經牽涉到了最基層的牧民身上,也意識到有人在向他封鎖消息。』
內蒙古之殤
彼時的內蒙古其實已經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當時挖掘『內人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對嫌疑人實施車輪戰,導致一個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幾百個嫌疑人來。當時有某領導建議,只要有三個人指認,就可被定為『內人黨』。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拉蘇榮所在的烏蘭牧騎(當年活躍在內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紅色文藝宣傳隊)『挖肅』進行得極為徹底。『整個烏蘭牧騎總共只有十來個人,就有三個老同志被定為「黑線人物」,昨天還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變成「階級敵人」了。』拉蘇榮回憶,『我的馬頭琴老師叫色拉西,他是個大胡子,銀白的胡子。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為他年事已高,經不起折騰了,結果就被斗死了,他是我們蒙古族歷史上很有名望的音樂人。』
拉蘇榮的蒙古長調專業老師昭那斯圖也難逃此劫。拉蘇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有個作曲家叫通福,也就是創作《敖包相會》的作曲家,造反派抄他家的時候發現一個黃綢緞,上面簽了很多人的名字,那實際上是通福老師結婚時的簽名簿,結果被造反派認作「新內人黨」的聯絡名單。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圖老師的名字。』昭那斯圖因此被關進了學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審訊。
拉蘇榮的父親不久也遭遇不測。拉蘇榮的父親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地布經傳教,精通蒙、藏、漢和印度四種語言,後取得佛教『格西』(學者)地位。因為常常去廟裡講經,並接到國外僧人的來往信件,這成為拉蘇榮父親獲罪的理由。他被誣為裡通國外的特務分子,被割去舌頭,之後被扔入黃河。事隔四十餘年,拉蘇榮回憶起父親的死,仍然語不成句。
與拉蘇榮當時處在內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遠在邊境牧區,但這裡也不平靜。與周秉建同為北京知青,現任中國電工設備總公司黨委書記的何公起回憶,有一天,自己和其他知青正在大隊部開會,突然傳來消息,說民兵連長馬斯愣有『內人黨』嫌疑。第二天早上一起來,大家發現馬斯愣不見了。大家一致認為他叛逃了,結果找遍了邊境線,連個腳印都沒有。『後來在離大隊部很近的一條溝裡,都是些小矮樹,最多一人高,馬斯愣就在那麼矮的一個樹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雖然緊靠邊境,但在周秉建的記憶裡,下鄉那麼多年,即使在『內人黨』案風聲最緊的時候,她所在的大隊也沒有一個人逃往境外。
在史無前例的浩劫年代裡,人們仍然信守著對國家的忠誠。錫林郭勒盟一位邊境牧民逃出來,沒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騎上駱駝,向南千裡趕到北京。邊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則將毛主席像章別在胸部肌膚上,從戈壁灘奔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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