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日前，天津市出臺了《天津市工資集體協商條例》並將於9月1日起施行。這是金融危機以來，有關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方面出臺的第一部省級地方性法規。工資集體協商是指職工代表與用人單位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支付辦法、工資標准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的行為。據介紹，截至去年年底，天津市96%的國有企業、三分之一的外資和民營企業都已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涉及企業2.9萬戶、職工212萬人。工資集體協商目前在本市企業中實行的狀況如何呢？日前本報記者進行了采訪調查，調查發現目前本市在一些獨資、民營企業推行工資集體協商方面還是舉步維艱，需要相關執法部門加大監察力度更好地維護職工權益。

　　是否協商全看領導心氣兒

　　『工資集體協商』，對於某貨運代理公司的老高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如今，曾擔任過職工代表的他提起這個話題，卻頻頻搖頭，『前幾年，老公司領導心裡有大伙兒，通過集體協商，共同商定工資，公司每年都按10%以上的標准漲工資。那時大伙兒心齊氣順，企業效益節節上昇。但最近兩年，公司換了領導，雖然工資協議每年都簽，工資集體協商過程卻沒了。最近一年多，領到手的錢總比協議上的少，起先還有人提意見，始終沒有得到回應，一些提意見的職工也因不滿逐漸離開了。許多職工建議我代表大家再去協商，我也去了幾趟，可領導張嘴就找我要法律依據，噎得我一點詞兒沒有。唉，這就是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沒有立法的無奈！』老高無奈地說。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不少外商獨資、合資以及民營企業的職工，連『工資集體協商』的概念都沒聽說過：『有法律規定嗎？我們老板說了，有法的就執行，否則免談！』據了解，這些企業一線職工的整體收入水平一般不高，不少企業以最低工資標准作為發薪標准，職工若想增加收入就只能靠加班，而加班費(或計件工資的標准)也是以最低工資標准為基數計算，所得有限。

　　『工資卡上又多了100多元，扣除「五險一金」，再加上各項獎金和補貼，我這月工資能有4000元了！』在本市七零七所上班的小李是一名外地來津工作人員。在對漲工資高興之餘，小李對工資能否長期穩定增長也存有疑慮：『雖然單位與我們簽訂了勞動合同，會根據效益的增長上漲工資，但這只是企業單方的行為，說穿了，領導「開明」我們的工資就能漲。因此收入雖高，總覺得心裡沒底，一是在工資問題上職工好像少了話語權；二是缺少法律保障；三是缺乏機制保障。』

　　老板『一錘定音』員工有牢騷

　　工資協議的簽訂，如果沒有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規范會如何？小張是本市某KTV娛樂超市的服務生，每月領到的工資和獎金總感到與付出難成正比。記者問：『你們沒簽工資協議嗎？』小張和同事們無奈地搖著頭，『工資協議倒是簽了，但數額和條款都是老板定的，我們根本沒有發言權。』

　　作為某國企三產單位的出納員周小姐對此作了說明：『所謂簽工資協議，不過是一張沒有具體內容的形式化合同，至於協議中的內容，幾乎不去過問。因為大家覺得工資拿多拿少都是由單位發，即使有異議，發發牢騷也就算了，和單位理論沒用。』周小姐抱怨說：『這樣的工資協議最終還只是領導意志，實際上是在走過場。』

　　有了集體協商工作更踏實

　　陳小姐是本市商貿物流公司茶城的一名茶藝師，溫壺、洗茶、奉茶等周而復始的茶道程序，幾乎成了她工作的全部內容。然而，這並沒有衝淡陳小姐的工作熱情，反而讓她覺得其樂無窮。『一份工作好不好，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收入是否有保障。我的工資收入能夠得到保障，因為公司有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並按照簽訂的工資協議，每年按15%的標准為我們增加工資。我上班只一年多，現在月工資能有2000多元，乾著踏實。』

　　不協商怎麼罰尚無依據

　　記者就目前很多企業工資還是老總一個人說了算的問題采訪了市勞動保障監察總隊的張冀威總隊長。張冀威告訴記者，目前勞動監察部門在對企業進行勞動監察時主要對用人單位與職工是否簽訂了勞動合同、給職工的工資是否達到最低工資標准、是否為職工依法繳納了社會保險等方面進行檢查。如果企業在這些方面都沒有問題，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對這個企業用工的評價就屬於合法用工。當然勞動監察部門到企業裡面都會向企業宣傳與職工進行工資集體協商，但目前還沒有法律賦予勞動監察部門對於企業不進行集體協商有什麼罰則。所以如果職工對企業不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只是老總一個人定工資有意見，按照目前本市已發布的《工資集體協商條例》規定，工資集體協議履行過程中發生爭議，協商雙方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請仲裁、提起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