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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梁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紅旗譜》。自1958年以來,這部反映農民革命斗爭的史詩式作品被一版再版,被翻譯成8種文字在國外發行,同時以話劇、電影、電視劇等眾多形式被傳播著。但是如今的人們只看到了《紅旗譜》帶給梁斌的聲譽,卻很少有人知道它也帶來了梁斌命運的沈浮。
和很多早已易主的小樓不同,南海路的公寓仍屬於梁家。只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座小樓之內幾乎是空空如也,因為梁斌把他所有的手稿、珍貴書籍甚至紅木家具都捐給了國家。他離去後,家人仿制了家具,按原樣復原了那座小樓的內部擺設,只不過,那個在門前和街坊鄰裡聊天說笑、在二樓書房裡奮筆疾書、在客廳裡安靜作畫的老人,再也回不來了。
嘔心瀝血創作《紅旗譜》
梁斌的一生其實也是革命的一生。
1932年,梁斌在省立保定第二師范學校就讀期間,和同學積極參加抗日宣傳活動,後來發展為大規模的列隊游行示威。7月6日,國民黨當局制造了『七六慘案』,公然向學生開槍,殺害13人,逮捕40人。梁斌作為共產主義思想犯遭到通緝。8月份,『高蠡暴動』失敗,國民黨當局又在保定開展了大規模的屠殺。
梁斌的很多同學和友人就這樣失去了生命。那些犧牲的戰友讓梁斌的心中時時不能平靜。梁斌說,『自此以後,我下定決心,揮動筆杆做刀槍,同敵人戰斗!』
1953年,梁斌正式開始寫《紅旗譜》。在此之前,梁斌已經寫了《夜之交流》《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等,《紅旗譜》中的很多人物已經初具雛形。據梁斌的夫人散幗英回憶,梁斌創作《紅旗譜》時,達到了癡狂狀態。
起初,梁斌利用工作之餘從事寫作,但總感覺時間不夠用。為此,梁斌先後辭去了新武漢日報社長、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支部書記、天津市副市長的職位,專心從事創作。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這部作品。
『他沒日沒夜地寫,半夜有了靈感也會馬上爬起來。他一門心思都在創作上,好像已經寫「傻」了,如果我們不把飯菜端到他面前,他甚至都不知道餓。在武漢時天熱,也容易變天,他出門時帶著雨傘和扇子,回家時肯定已經丟了。有時候我跟他說家裡的一些事,他就像沒聽見一樣,但如果有人跟他談論《紅旗譜》,他立刻就眉飛色舞起來。他創作時不喜歡有人打攪。搬到天津南海路的房子後,他的書房在二樓,孩子們都不敢上去。』散幗英回憶說。
在創作之初,《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為一部作品,1954年,初稿全部完成,共計140餘萬字。同年,利用休假時間,梁斌和散幗英用一個花布包袱帶著這些草稿來到了北京,去出版社征求意見。出版社建議把稿子分成三部,回到武漢,梁斌又開始夜以繼日地修改稿件。據散幗英說,《紅旗譜》修改了11次,『手稿摞起來,比他本人還高』。
1958年,《紅旗譜》正式出版,好評如潮。茅盾稱其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裡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題詞『紅旗高舉乾坤赤,生面別開宇宙新』,並親自題寫了書名。
把最好的東西送人
梁斌雖然沒時間管孩子,但在生活上對孩子要求很嚴格。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你們大了,該自立了,我11歲就已經參加革命了,像你們這麼大的時候……』然後就打開了話匣子,向孩子們講述他的革命人生,以此激勵孩子們。
1958年《紅旗譜》出版後,梁斌獲得了十餘萬元的稿費,而當時人們的工資水平,高的也不過幾十元。有了這筆『巨款』,梁家依然粗茶淡飯,逢同事親友有困難,夫妻兩人都盡力接濟。在天津,常有文學青年拿著自己的作品前來請教,也有業餘作者集體請梁斌去講課,他從不推辭,一講就是幾個小時。
梁斌離休後,組織上按規定為他配備車子、房子和秘書。梁斌說:『我平日就是在家寫作畫畫,用不著車。有了秘書,我還得管他。』一概拒絕了。
『家裡人沒沾過他一點光。』散幗英回憶說:『他剛調到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時,我的檔案也一起調到了他們單位。當時正趕上我休產假,兩個月沒上班。產假過後我想讓他幫我換份工作,但是他不肯,說我不能白拿他們單位兩個月的工資。我說帶薪產假是國家規定的,他最終還是沒幫我。』
梁斌晚年,在醫院住了將近十年,散幗英說這跟他創作《紅旗譜》時太耗心力有關。『寫稿那陣,他經常因為思維太活躍,要靠鎮靜藥物纔能入睡。』晚年時梁斌以畫畫養身,醫院為梁斌准備了一間畫室,他完成的作品,總是隨手送人。散幗英發現梁斌送人的畫總比留在家裡的好,忍不住問他,梁斌卻說:『送人東西,當然要送最好的。』
梁斌對手稿向來視若生命。唐山大地震時,面對滿屋的古董字畫,他唯獨冒著生命危險搶出了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落成時,梁斌把全部的手稿都捐給了文學館。散幗英曾勸梁斌給家人留個念想,但是梁斌覺得家裡沒有搞文學的人,怕無人繼承埋沒了手稿。
『後來,他又把收藏的外文版《紅旗譜》等珍貴書籍全部都捐了出去,家裡都找不到他的書了。』一直支持丈夫的散幗英,說到此,也有些無奈。無奈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想念。
梁夫人智斗造反派
1948年,梁斌隨軍南下,在那裡結識了夫人散幗英。
『當時我只有16歲,在區團委工作。他是地委的領導,比我們高兩級,聽他作報告都沒我們的份兒。那年他帶隊到武漢參加一個千人大會,因為我們區團委工作搞得好,我在大會上發言。我不用講稿,講了整整兩個小時。事後他一直誇獎我,並且對我更加照顧。』說起那些事,現年78歲的散幗英如同回到了年輕時:『那時候我小,還不懂感情,他對我好,我只當是領導對下級的關心。回去後不久,區委書記給我們做媒。我當時不太願意,主要是覺得他年紀比我大。但是他每天都派警衛員給我送信,裡面充滿了文人特有的浪漫情調。』就這樣,梁斌用不間斷的情書攻勢打動了散幗英。
散幗英是獨生女,而且『散』這個姓氏很少見。為了延續這個姓氏,大女兒和二兒子出生時,都跟母親姓『散』,開明的梁斌沒有反對。
婚後很多年,梁斌都把散幗英當孩子看,但是『文革』期間的散幗英,比任何人都有力地支持了梁斌。
『文革』初期,《紅旗譜》被打成了『大毒草』,梁斌被造反派關在了保定。散幗英堅持不跟梁斌劃清界限,每個周六晚上,她都要擠火車去看梁斌。『等火車的人太多,很多人從火車窗戶裡往裡爬。』但是散幗英從沒間斷過探望:『老頭有骨氣,怎麼批他都不會怕,但我知道他最怕失去家人的支持。』
梁斌書房裡的書,在當時都屬於『封資修』。看著別人家的藏書被付之一炬,散幗英很擔心,怕沒了這些書將來沒辦法向梁斌交代。可是那麼多書,既沒地方藏,也轉移不出去。急中生智,散幗英想出了個好辦法:『我發現造反派的封條上都沒公章。老頭不是被關在保定嗎?我膽子大,弄了好多寫著「河北造反總部封」的封條,把二樓整個封起來了。以後再有人來抄家,一看已經被封了,就不再動那些東西了。』
就這樣,梁斌的手稿和藏書在『文革』期間得以保全。
南海路永健裡7號
梁斌舊居
特點:建於1923年,由實業家胡氏建房成巷,因其原籍為浙江省永康縣,名永康裡。1982年因重名改為永健裡。多為磚木結構的二層(局部為三層)樓房,清水磚牆,坡式臺階。內部裝修考究,設備完善,使用方便。
梁斌
(1914-1996)原名梁維周,出生於河北省蠡縣梁莊。11歲即在就讀的縣立高小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省立保定第二師范學校學習期間參加過愛國學潮,並親歷家鄉的農民革命斗爭。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參加地下革命斗爭,並擔任中共蠡縣縣委領導職務。1948年隨軍南下,在湖北襄陽和武漢擔任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河北省文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翻身紀事》等。1996年病逝於天津。專家支持金彭育撰文記者李寧攝影記者趙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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