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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哥本哈根氣候變化領導人會議到今年6月20國集團領導人第四次峰會至今,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內,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針對中國拋制出了一系列極具『強盜色彩』的所謂『中國經濟責任論』之學說。什麼『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等,儼然就是一個龐大的『國際責任連環套』。他們把這樣一個冰冷的『套子』扣在中國的脖子上,試圖迫使中國就范,讓中國為本輪金融危機『買單』,並要承擔因此次金融危機所造成的上述一系列所謂的『國際責任』。更令人憤然不平的是,他們利用這樣一個『國際責任連環套』來綁架中國,離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企圖還要讓中國付出更大的經濟代價。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這些險惡用心,我們必須要采取針鋒相對的措施予以破解這個『國際責任連環套』所蘊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然,勢必影響我們國家的發展之大局,貽誤中華民族的強盛之大業,從而給人民的幸福帶來沈重之災難。
(一)
究竟該誰為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買單?對這個問題,在這場危機平靜下來之後,不少國際著名的經濟專家和主流學者都在不約而同的尋找答案予以求證。而這些專家和學者們通過認真的排異、考究和分析,又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了一個共同的地方,這就是美國。因為,這次金融危機的起因是由美國華爾街金融界的貪婪和監管失控造成的,是美國過量的金融衍生品和投資銀行在全球大肆操縱市場炒作期貨獲取高額利潤的結果,更是美國金融管理機構監管不到位和美國政府長期操縱美元的必然結局。所以說,該為這次金融危機買單的當任不讓的屬於美國了。這是一個不須爭辯的事實。
眾所周知,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和價值觀,並極力推行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產業分工的相關政策,而且還力主把這些理念和政策強加於世界其他國家。據有關的研究結論佐證,就是這些理念和政策導致了全球資產泡沫加劇,造成了世界經濟衰退和失衡。『雷曼兄弟』的破產,其實只是一個導火索,一下子摧殘了美國人過去30年用『美元』從所有『順差國』即包括中國、日本、德國、中東、東亞、東南亞等國換來的資源、環境、勞動等一切他們需要的財物。為了挽救這種慘劇,美國政府加大了『印鈔機』的印刷速度,導致了『美元』的無度發行,而『美元』的無度發行終於釀成了這場害人害己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然而,霸權十足的美國人卻不這樣認為。他們百般推卸責任,硬要把『全球經濟失衡』的罪責強加給『美元』的被動持有者。尤其是對中國。他們的『霸權邏輯』就是『你必須把擁有我「的」還給我,這樣全球經濟就恢復平衡了』。可以說,這是美國人一貫的霸道作風。
其實,美國人對這場金融危機的起因心知肚明。2009年4月初,當G20首腦要首次匯聚倫敦共商救助世界經濟的共同行動綱領的時候,剛剛上任的奧巴馬總統就開始盤算著為這次金融危機找下臺階的梯子了。他在登上『空軍一號』飛往倫敦之際,有意向世界發出了一個試探性的信號。他說,『這次金融危機的源頭就在於全球經濟失衡』。此言一出,世界嘩然。隨之各國都預感美國可能要『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去應對這場危機,於是便群起而攻之,各國的輿論媒體紛紛發表文章譴責華爾街的『金融監管無力』和『金融大鱷的貪婪無度』,而且其言論直對奧巴馬的『失衡論』。當時看來,奧巴馬的聲音似乎受到了壓制。其實不然,一潑未平一潑又起。這年9月,又當G20首腦准備再次聚首匹茲堡的時候,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赤膊上陣也相繼跳到前臺,一個說『高儲蓄率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一個隨聲附和『全球經濟失衡又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所在』等等,他們沒有絲毫隱諱,把矛頭直接指向『發展中國家』,並就此給金融危機貼上了『經濟失衡是原罪』的標簽。明眼人一看都明白,這些論調顯然都是衝著中國來的。更讓人費解的是,奧巴馬、伯南克、保爾森交替亮相之後,『白宮』便堂而皇之地為G20匹茲堡峰會提交來了一份新的提案即『建立所謂的世界經濟新框架』。奧巴馬對此解釋說,這是為了『確保全球經濟重新恢復平衡』。接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施特勞斯·卡恩和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就在世界各地反復強調美國這個『平衡框架』的針對性和必要性,以此給輿論造成一種『假象』,好像所有『罪責都是中國的』了,使中國成為巧取豪奪的『眾矢之的』。從中不難看出,美國人的邏輯推理是這樣:他們首先造輿論『中國經濟不會在金融危機中受到太大衝擊』,進而說『在金融危機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然後再分析說,『為什麼中國經濟可以一枝獨秀?』其原因就是『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佔了便宜』;『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在金融危機中佔到便宜』?正是因為『中國多年執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政策,有意壓低人民幣匯率,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而『全球經濟的長期失衡,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越積越多,長期吃虧,所以導致了這次金融危機』。從而得出最終的結論就是『中國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制造者』。有了這個結論,中國就不得不為全球經濟失衡買單,不得不為這場經濟危機買單,最終不得不為美國的經濟敗局買單。這種『強盜邏輯』的推理方法,豈不是在捉弄我們中國嗎?
(二)
事實勝於雄辯。當今世界,盡管美國以強大的實力操縱著國際社會,而且掌握著全球輿論話語權,甚至是『輿論霸權』,但絲毫封殺不了中國對世界經濟做出的重大貢獻。
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發展的路徑和模式受到世界普遍認同,中國『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的文化理念正被廣泛接受。事實上,從『責任』方面講,中國一直都在積極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前些年,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在地區經濟復蘇和抵御危機向全球蔓延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那場危機後,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5%以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橕點。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迅速參與了包括G20在內的國際多邊協調,對內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增長、擴內需,在世界經濟復蘇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國,在2009年全球貨物貿易額下降23%、美國進口下降26%的情況下,中國進口降幅僅為11%。今年以來,中國進口維持在40%的增幅,外貿順差持續下降,為世界經濟復蘇做出了實實在在的努力。而你美國呢?多年來尤其是在過去10年裡,持續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依賴美元貨幣的優勢而不停地『增印和批發』美元,雖彌補了國內長期的雙赤字財政,也導致了全球資產市場嚴重的價格泡沫,並造成全球經濟發展失衡。這是事實。但對這些事實,美歐一些發達國家不僅視而不見,反而『睜著雙眼說瞎話』,肆意誇大人民幣匯率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的作用。坦白的說,中國自2008年起,為應對金融危機,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采取了『盯緊美元』的策略,這與一些國家在危機中競相貶值以獲取自身競爭優勢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且今年6月,中國又重啟『匯制改革』,進一步放寬了人民幣的波動幅度,使匯率更能反映市場供求變化,受到多數國家贊賞。因此證實,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之中,沒有任何抱怨,也沒有轉嫁任何危機,更沒有高築任何貿易壁壘。中國負重前行,與世界各國一道應對危機,為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復蘇做出了重要貢獻,展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然而,中國的這些義舉和做法並未滿足美國人的胃口。當『歐洲主權債務』這張『牌』成功地打壓了歐元、重塑了世界對美元的信心之後,中國卻成了他們下一個主攻目標。今年年初,奧巴馬總統又親自出馬,在人民幣昇值的問題上向中國施壓,說什麼要『長年累月,不停地勸說中國政府』。經奧巴馬這一挑唆,不僅使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昇值的聲浪日益加大,而且也讓國際上那些意欲分羹者隨聲附和,一時間構成了人民幣昇值的『國際大合唱』。美國人為什麼這樣做?其目的顯而易見,無非是要脅迫中國政府執行他們既定的匯率政策,給世界留下一個中國屈服於美國壓力的印象,這樣既可以向世人再度炫耀美國的實力,又在客觀上給世人以『中國認同失衡論』的錯覺。這真是美國人的『高明之處』。不僅如此,美國還在多個場合,多次與IMF聯手針對中國表演起『雙簧戲』來了。在前臺,IMF演技高操,而且無視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在GDP中的佔比不斷下降,且在今年年底有望降至合理水平——4%的事實,無視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一會兒說『人民幣幣值仍然被顯著低估了』,一會兒稱『人民幣昇值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只是一次瞬間的「陣痛」而已』。在後臺,美國精心操縱,配合默契,真的把一場又一場的『雙簧戲』表演的淋漓盡致。有資料記載,上世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過後,IMF就與美國聯手利用這種手法強迫受災國政府實施極其痛苦的緊縮政策,當時的說法就是,『這樣的「陣痛」有利於這些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但12年過去了,這些受災國不僅在『陣痛』中丟掉了大量發展機會,而且乃至於今日仍在『陣痛』中困頓。倘若中國這次也接受『陣痛』的建議,其結局會是怎樣?很難想象。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一場重大的變革,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都將在客觀上增加中國的經濟風險,而人民幣大幅昇值不僅給中國帶來劇烈的『陣痛』,而且還會使中國經濟受到『滅頂之災』,到那時恐怕就不是瞬間的『陣痛』而是會疼痛地長期『呻吟』了吧!
(三)
美國人當然知道,一個國家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對匯率定價作用早已經過時了,那種『通過貨幣的昇值或貶值實現貿易平衡』的理論推演,也早已被歷史事實否定了。既然如此,美國為什麼依然沿用這一過時的理論攻擊中國?看來,在他們的眼裡,理論正確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纔能把中國的經濟行為導入美國的利益軌道而已。
曾在早些年前,日本和德國,其貨幣對比『美元』就開始大幅昇值,到現在可以說達到了一倍有餘。但是,這兩個國家對美的貿易順差不僅剛性存在,而且有增無減。為什麼日本、德國的貨幣昇值並沒有縮減他們的貿易順差?為什麼中國現在也呈現出同樣的特點?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貿易模式。中國對外貿易的67%是『加工貿易』,也就是來料加工之後再出口的貿易。這種『兩頭在外』的貿易方式中,中國所掙的錢可以說僅僅是一個『世界加工廠』的貿易順差,而這種順差注定是『進口貨值小於出口貨值』。再說的明白一點,中國在這種對外貿易中所掙的錢也就是『一點點的加工費』,是中國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環境和勞動而換來一點可憐的收入。與之相反,這一貿易模式的加工商品的主權國家當然是貿易逆差,但這個逆差僅僅停留在國家層面,而宏觀上則賺到了『低通脹率』,微觀上那些『加工商品真正的主人』即跨國公司,更是大幅降低了加工成本,賺得盆盈缽滿的真金白銀。這就不禁要問:倘若中國是百分百的加工貿易,那麼,貨幣昇值是否會使這樣的貿易達到『進口貨值等於出口貨值』的所謂『平衡』?要回答這個問題,中國只有免費向外國人提供一切資源,而且工人還得鱉著肚子不吃不喝,並且不要一分錢工資。既是這樣也未必如願。那麼,怎麼樣纔能讓加工貿易達成『平衡』?再往下就要看美國總統奧巴馬先生了。只要奧巴馬能親自出面去勸說美國的企業統統離開中國,回到自己的國度裡去生產襪子、帽子、鞋子,去組裝電腦硬盤,去加工毛絨玩具,這個問題也就迎韌而解了。恐怕,這是唯一的辦法。只有這個辦法,纔有可能實現中美貿易『平衡』,甚至纔有可能較好地緩衝和解決美國嚴峻的就業形勢和因此而產生的一些連鎖的國內矛盾。
顯然,這樣的發問和做法都是在賭氣。不過,既然加工貿易順差只是虛假的順差,中國政府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國際社會,改變貿易統計方式,從貿易的統計中剔除加工貿易所形成的順差,只計算『一般貿易是否平衡』。一般貿易,是指完全由各國自主生產並出口的商品。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許多年來,中國的『一般貿易』順差基本處於進口額等於出口額的平衡狀態,今年上半年則已經出現了370億美元的逆差。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不光有讓人歡喜的順差,也有令人焦慮的逆差。而且有時這種逆差會更大,吃的虧會更多。
(四)
面對如此明顯的事實,面對如此淺顯的道理,美國之所以還是置若罔聞,對中國說長道短,而且百般刁難,這其中必有『內在的貓膩』。
從國家競爭的戰術上揣測,美國這是想逼迫中國多買美國貨?不見得。因為美國對中國一直實行著高技術產品的封鎖政策,他們對中國根本不賣尖端產品。但他們又不生產低端的民用產品,而他們國內使用的這些產品又都是從中國進口的。美國也曾多次承諾要對中國擴大市場開放,但至今仍看不到他們有效的行動。再從國家競爭的戰略上分析。前些天,《華爾街日報》公布了一組數據,說是今年第二季度,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對這個消息,事關美國的戰略未來,他們豈能善罷甘休,必定要不遺餘力地進行遏制和百般地詆毀,以確保自己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但如何纔能打敗中國這個危險的對手?美國人知道,中國是一個以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中國需要的是加工貿易,中國的就業壓力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而中國不可能發生美國等國那樣的金融危機,因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固若金湯,中國銀行業擁有國家信用背景。美國人還知道,要想阻止中國壯大或擊敗中國經濟,只有從擊毀中國實體經濟入手。一旦中國的實體經濟垮塌了,中國的銀行體系就會出現巨額壞賬,中國纔可能發生金融危機;實體經濟垮塌了,中國的失業人群就會大幅增加,社會穩定纔會受到巨大威脅。美國人更知道,只有搞亂中國的實體經濟,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纔有可能面臨萬劫不復的深淵,美國纔有可能繼續擁有世界之巔的地位。至此人們終於明白了,逼人民幣昇值、能源消費『被第一』、強制中國減排、容忍金融大鱷惡炒資源價格等等,看似無關的這一連串的招數,其目的就是為了搞垮中國實體經濟。
在國際上,也許會有人質疑:美國對中國真的會出此損招嗎?會不會錯怪美國人?其實,回頭看看歷史一目了然。近70年來,美國在歷次危機過後都是要尋找『替罪羊』的。前40年找的是歐洲,後30年是日本和亞洲,現在輪到中國了。所以,他們針對中國拋制了一個有一個的所謂的『中國經濟責任論』,這不僅是為了推卸『責任』,這裡面還有『狼』吃『羊』的理念。當今世界,各國貨幣的地位平等嗎?當然不平等,美元獨大;各國經濟獨立嗎?當然不獨立,這是一個全球『一體化』產業分工的世界。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美國通過各種政治、軍事和經濟手段,使美元變成了石油等國計民生、工業生產必需品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幣。這樣就使世界各國都需要儲備美元以應付石油等必需品的購買。可是,到哪去弄美元?只有通過對美貿易順差而獲得。所以,美國人真『臭美』!他們可以什麼都不生產,只要開動印刷機印『美元』,就可以買回需要的一切,就可以佔有貿易順差國的財富。上世紀的70、80年代,國際上發生的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拼命抬高市場利率至20%,用多印的『美元』狠狠地『大撈了一把』,弄得其他實體經濟國家因無法應對如此之高額的原料成本和財務成本,不得不甘拜下風去聽認美國人的擺布好了!
現在,很多人在侃侃而談全球經濟的復蘇的同時,也都感覺到了其中的難度仍然很大。今年8月2日,一直以樂觀態度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對一些州議員發表演講時也不得不承認:『我們距離經濟的全速復蘇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許多美國人仍在苦苦應對失業、房屋止贖和儲蓄下降的問題。』目前,雖說美國的名義失業率已經出現輕微下降,但美國媒體報道說,大量實業人群已經放棄了尋找工作的努力,這部分人並沒有被統計到美國的失業率中。另外,美國的儲蓄率已經從危機前的0以下,增長到了6%。人們知道,消費在美國GDP中的佔比高達70%,如果美國人沒有了消費能力,那美國經濟的增長靠什麼拉動?人們還知道,這次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引擎即金融系統已經開始大幅收縮,尤其在金融監管改革被強制性推行之後,金融業的『杠杆水平』進一步滑落,以致造成美國的信貸市場收縮突出,貸款違約率及銀行資產隱性風險攀昇。伯南克對此的描述是『滿是窟窿』。而且,美國經濟還有更大的『隱患』,比如說『次貸泡沫』的破滅給美國金融體系內部帶來的大量不良資產,這也是經濟復蘇的一個重大障礙。面對這一系列重大難題,美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在哪裡?截止目前,保爾森沒找到,伯南克沒找到,奧巴馬也沒有找到。不過,已有跡象表明,美國的GDP從去年第三季度也開始回昇了,而且到今年一季度的平均增速達到了3.5%。而這個數據中其商業企業回補庫存的貢獻就有2.04個百分點。剔除這部分貢獻,美國實際最終需求的平均恢復速度僅為1.29%。認知美國的經濟狀況真相,再品一品美國提出的『全球經濟失衡』的理論,就不難理解,貌似合乎邏輯的或者貌似合乎『理論』的各式各樣的所謂的『中國經濟責任論』之說,只不過都是為『打劫中國』而采取的一種競爭手段而已,是他們使用的一種『披著學術和理論外衣』的國家經濟戰爭的武器而已!
(五)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肆渲染所謂的中國的所謂『國際責任』,追根求源,不外乎有四點企圖:
一是轉移國際視線。這次金融危機,給世界造成的危害是深重的。一些國際著名的大銀行,比如說華爾街的『雷曼兄弟』,比如說美國的『花旗』等,這些譽滿全球的『老字號』在這次危機之中不僅未能幸免,而且受到了重挫。同時連帶有許多的國際知名企業相繼倒閉或破產,比如美國的『通用』。而且還有一些國家也在其中遭受『厄運』,比如說北歐的冰島國。所以說,人們對這次金融危機的關注度也是空前的。金融危機過後,世界各種矛盾日益加劇,各國之間『面對全球經濟艱難復蘇』的博弈之戰愈演愈烈,美國等西方國家選擇這種時刻,針對中國拋出了一系列的『國際責任』之學說,甚至說什麼『中國是金融危機的最大贏家』,無疑就是為了轉移國際社會視線,掩蓋、模糊危機的真正原因,把因自己本國原因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責任推卸給中國。而中國因為經濟總量大、外向型經濟發展速度快,且在體制、價值理念上與西方不同,自然成為西方轉嫁責任的首要靶子。但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這種做法,凡有良知的國家和人士肯定是不會接受的,他們只能是徒勞的。
二是給中國制造更多的麻煩。這次危機之中,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遭到重創,2009年其經濟增長率為負0.6%。而主要發展中國家卻保持了較高增速,中國實現了9.1%的高增長。對此,西方滋生了嚴重的不平衡心理。美國的一些官員和學者曾多次提出要重新審視其經濟發展理念及金融在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並更加注重出口對經濟復蘇和就業的拉動作用。奧巴馬執政以來,為了維護本國利益,不假思索地拋出五年出口倍增計劃,同時又置中國經濟的承受力於不顧,無端地制造一些人為的麻煩,一會兒要求人民幣昇值,一會兒又要實行所謂的『兩反一保』措施,一會兒又要『向臺軍售』等等,真是唯恐你中國有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美國的這些做法像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行為嗎?非也!美國的這種做法只能說明西方的冷戰思維仍在作怪,企圖維持世界經濟原有的以美國為『中心』的結構,迫使中國按照他們西方理念進行政策調整,而他自己好『穩坐釣魚臺』,牢牢地守住世界『霸主』之地位。
三是向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早在2006年2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中美經貿關系評估報告中就提出中國要承擔更多責任,甚至承擔包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以外的更多義務。同年10月,歐委會公布的第六份對華政策文件認為中歐間『成熟的』伙伴關系正向『更緊密的伙伴』過渡,由側重雙方共同的利益和挑戰轉而強調雙方應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歐美對華政策策略的變化,說明中國的崛起備受世界關注,而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不凡的經濟答卷放大了西方國家與中國在世界經濟比重此消彼長的格局。2001年,中國的GDP不到美國1/10,而2009年中國GDP已達美國的1/3強。在牽制中國的種種手段難以奏效的情況下,美國的西方大國總會以中國經濟總量規模較大和在危機中經濟復蘇最快為由,以此脅迫中國對世界承擔超出自身能力的更多責任,以及在能源開發、氣候變化、海外投資等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樣履行更多的國際責任。對中國來說,這不是一種『強盜綁架行為』是什麼?
四是抑制中國崛起和發展。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差異,始終是西方國家的『心病』,這也是美國與中國產生分歧的重要因素。看到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壯大,作為世界『巨霸』的美國肯定是不能容忍的。他們不僅大力度渲染中國對世界經濟負有責任的論調,而且還會不擇手段地挑撥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的關系,以詆毀和阻撓中國的崛起和強盛。這是美國的『國策』!歷史也表明,每當中國經濟處於上昇階段或正在崛起時,必然會受到美國等西方大國的打壓、限制甚至遏制,期間既有斗爭,又有合作,隨著力量消長的變化,合作面和斗爭面的比重也會跟著變化。在中美之間,只要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不改變,人們是根本不可能看到一種『風和日麗』的喜人景象的。
綜上所述,美國等西方國家把世界經濟中的各種問題都歸咎於中國,把解決各種矛盾的責任都強加於中國,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也是不公正的。美國前財長約翰·康納利上世紀70年代就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世界)的問題。』這句話,再直白不過地道出美國根深蒂固的霸權思想,也再直白不過的表明了美國絕對是『世界霸主』的國家意志。但歷史就是一面鏡子,人類總是在反思中尋求進步的。就現在來說,在這場全球性的金融之後,各個國家都需要進行認真的反思,特別是像美國這樣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必須做出表率。從長遠看,任何推卸責任的做法都只能是損人不利己。而轉嫁矛盾,打小算盤,更是短視的,只會加重危機。中國人口多、底子薄,而且又是一個人均GDP位列全球100名之後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復蘇的過程中還有許許多多的困難和阻力,因而更迫切的需要與世界各國繼續加強合作,也更迫切的需要與世界各國靠同舟共濟,還更迫切的需要與世界各國齊心協力地去推動強勁、可持續、平衡的發展。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事業纔能無往而不勝,中國纔能夠為世界為人類擔當更多的責任,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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