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長期以來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10年超過了日本，由此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除了經濟規模大、增速快、市場容量和潛力巨大之外，人們也許更應該看到存在於其中的一些還不能夠引起自豪的事情。

　　從表面看來，我國經濟從總量來看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但在人均GDP方面卻依然位居世界排名的後列。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9年，美國的人均GDP達到42240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日本為37800美元，排在世界第33位；目前,我國人均GDP則為3800美元，只位居全球第105位。排位甚至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之後。

　　從經濟結構看，在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中，國內內需仍然不夠旺盛，經濟的高增長更多地依靠工程項目投資，投資則主要靠各級政府機構，外貿出口的依存度較高。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發展仍然不足。同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在許多技術水平方面，我國仍處於比較低的水平，很多產品的核心技術依靠國外。比如，同為世界上的制造業大國，中國一直都在制造初級產品或是以來料加工為主，其中自主科研創新的成果所佔有的比例較低。而日本則不同，他們的私人企業有著強大的自主研發創新能力，特別在電子等制造業的高端領域方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比較的關鍵，不在於中國GDP人均數值仍低及某些結構上有差異，否則，未來只需各級政府繼續多上項目，設法再加大GDP的增速即可。關鍵問題在於我們實行的仍是一種低效率的增長方式。

　　一些人之所以推崇GDP，可能是認為：GDP數量的增加可以同社會財富的增加畫等號。因此，專家們用GDP數量的多少來判斷經濟形勢好壞，GDP的總量及增量的提昇一直被當做各級政府的政績標志。這就有了多年來，各地方上報的GDP增速和總量相加後遠超過中央統計部門公布數值的現象。還有不少學人熱衷於論證今後中國經濟還會保持高增長，或是預測照這些年的高增長下去，不光超日本，若乾年後，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

　　不過，人們應該看到，盡管中國經濟得到且保持了世界第一位的增長速度，但與之相伴的卻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情。諸如：過量的資源耗費、環境污染破壞的加劇、(致使各種災害更為頻發、烈度加大)社會貧富差距非正常地擴大，官員貪腐的增加等等。這些難道不是我們落後的增長方式所帶來的問題嗎？

　　GDP在某一時期中，是一個國家內生產的所有最終物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它可以准確表明的只是社會生產和消費活動的總規模。對一個國家而言，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一定要來自社會總財富量的不斷增加，即一定要表現為GDP數值的不斷提高。

　　但是反過來，GDP的增加卻不一定等於社會財富的等量增加。特別是在不同的增長方式推動下，同樣一個數值的GDP中往往有著不同的財富含量和福利水平。這就如同兩條重量相等，含金量卻不相同的項鏈。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投資和消費主體主要為私人企業和家庭不同，中國的投資主體中政府機構和壟斷國企的投資仍為主要部分；國內的消費結構中，龐大的政府部門、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公款消費』也佔據很大的部分。這是一種以行政權力來推動增長的機制。如此GDP增長的推動機制是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快卻耗費高、效益低的主要原因，並成為環境污染難以有效治理，社會收入分配非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多年來，在人均資源擁有量處於世界較低水平的國情下。我國經濟增長中資源使用的低效和浪費一直很突出。許多生產活動和工程項目的資源消耗與浪費高於國際水平。例如，國內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這裡除了技術和結構因素外，更多是由於國企和政府工程項目存在著『預算軟約束』、責權非對等的痼疾，它們原本就匱乏私人企業具有的主動減少浪費、抗拒侵權、追求效率最大化的行為機制，而上級部門將GDP增長速度當做考核官員政績的做法，又具有激勵作用，助長著不計代價、只求增長的投資行為。成為世界上單位GDP創造中代價最高的國家之一。

　　在現實中，凡以權力調動資源，並以增長速度來衡量官員政績的地方，總會鼓勵基建項目中各類『形象工程』上馬，建成大批缺少收益的工程。其中的『半拉子』、『爛尾』、『豆腐渣工程』，往往在肥了一些貪官後，只給社會留下廢品。由政府部門主導下的投資擴張，又難免產出缺少銷路的產品、造成大量的『產能過剩』以及一些地方的房地產泡沫。這些都為GDP的增加作出了『貢獻』，卻不能同步增加社會的有效財富數量。

　　在一些政府官員搞出政績、提昇官職的背後，有與民爭利的官商壟斷，有遠高於正常值的資源消耗，有巨額的銀行壞賬，有低效運作、日後會成為繼任者和全社會負擔的企業與項目。

　　為什麼在多年保持世界最高經濟增長速度之後，我們社會中還有相當數量的人看不起病、交不起學費，買不起房子？除了存在分配不公，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等因素外，在高速增長的GDP中，所創造的和能夠用來提高社會福利的有效財富數量比較低顯然是原因之一。

　　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差距早已不是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是在於經濟增長的質量。經驗表明：在我們的體制下，追求高增長不難，難在改善增長的質量。在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的時候，今天和未來需要的不應再是GDP的單純趕超，而是如何改善質量、避免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與透支。當然，這又取決於能否轉變以往靠高消耗、高浪費、高污染的增長方式，所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項工作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