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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的人士,常常懷著文化上的深情,隔滄溟而西望長安,他們知道大唐的李青蓮、杜工部、王摩詰、孟襄陽……至於『渭城朝雨浥輕塵』,『月落烏啼霜滿天』,那更是戶戶弦歌,人人愛賞。他們也會知道大清朝代的王漁洋、袁隨園……但是他們未必知道曹雪芹。
詩聖老杜對於宋玉,極有『蕭條異代不同時』之恨;這種隔代相望、深衷欽慕的偉大文學家的感情,總是令我感嘆難已。我因此曾發奇想:假若他是與曹雪芹同時並世,而且相知莫逆的話,那麼他應該將『搖落深知宋玉悲』這一名句改為『搖落深知濁玉悲』,而且還會寫出這樣的一篇詩句:
不見曹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纔。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
西山著書處,頭黑好歸來。
這原是老杜懷贈太白的名篇,如今我只更換了『曹』『西』『著』『黑』四個字,用以移贈雪芹,實覺貼切無比。
我說,曹雪芹未必為東瀛人士所知。所以者何?因為莫說東瀛,就在中土,開始知道這位文學大師、藝術巨匠,那也是很晚近的事呢!而且我說『知道』,完全是一個從最泛常的意義上來講的。若論真能談得上一個『知』字,那就直到而今,也還只是處於一種努力探索的階段。曹雪芹是中華的文曲星,奇纔異響,絕世軼群,而其不為人知,一至於此!這是何等的令人嘆慨之事。
『知』的反面是『不知』。不知,對事物的任何方面都已經是不幸。而不幸的意義,不僅僅停止在單純的『無知』上,必然要有種種的錯覺、誤解、歪曲、混亂……俱乘這『無知』之隙而入於人們的心目之間。一位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巨人身上蒙受了這樣的歪曲,這就成為人類文明上的最嚴重的事情,最巨大的損失。那好比是將稀世珍寶和氏連城之璧,弄裂了,砸破了,或用難看的劣等油漆涂蓋了它,將良玉的煥若瑟若之美、晶瑩溫潤之質,破壞淨盡。
曹雪芹這塊珍異的和璧,正是先前久被塵埋,繼而多遭涂污。他不僅是一生坎壈,窮愁以死,而且是生前負冤,身後見屈。每一念此,無限痛心。這就是我為何立下志願:誓對這一位中國文化史上受枉最為酷烈的人,努力研索,為之湔雪。
我自己開始研究曹雪芹,是六十年代的事,那時我纔不過二十多歲。黽勉至今,行年九旬有三。歷時不為不久,而成績如此微薄,慚疚之懷,曷能宣喻!
然而有一個問句在此:對於曹雪芹的知與不知,畢竟有什麼要緊呢?回答這個提問,實非數語可了;我個人的解答,也必然是所見尚淺。但在日譯版《曹雪芹小傳》的卷首,我應當勉力作一點解答。
最簡捷地說,要想了解、理解中華唐土的文化文明與中華民族的頭腦與心靈,就必須來讀一讀《石頭記》——俗稱《紅樓夢》的這部長篇小說;而要想真正讀懂《石頭記》,就必須對它的作者曹雪芹有所了解。
我上面這後一句話,聽來十分乏味,因為,這是常識,誰都知道這個普通的道理:讀一部作品,需要知道它的作者。這是一個最一般性的命題,在此竟向日本讀者大眾講說,豈非言詞之贅疣,禮儀之疏略?不是的。我強調的並不是那個一般性的意義,而是另有愚衷,待申鄙悃的。
中國古代的長篇小說,目今最為人熟知的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號稱『四大小說名著』。這些,我想日本的讀者必定是不陌生的。前三部小說的作者,相沿以為依次是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盡管也有異說,今不枝蔓),當你對羅、施、吳三人並無所知之時,徑取其作品來讀,我認為那完全可以,並不妨害你對作品的理會和賞析,至少是縱有所『妨』,也為『害』甚細,可以說是無關大局。但是你讀《石頭記》時,卻不能照上述三書一概推理,得出同樣的結論。那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不但是上述三書,在《石頭記》之前,並未有與之類似的小說出現過。因此切忌將曹雪芹的小說與其他『野史』一般看待,誤以為曹與《石頭記》之關系,不過亦如羅、施、吳之與其作品而已。
魯迅先生是最能領悟作者曹雪芹與作品《石頭記》之間的那種特殊關系的偉大文學史家,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道(此書增田涉先生有日譯本):但(袁枚)已明言雪芹之書,所記者其聞見矣。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庵文集》)且詰難比類,以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也,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零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
此語見於第二十四章《清之人情小說》,此章是敘論《紅樓夢》的一個專篇。先生大筆如椽,名言至理,絡繹輻輳,乃是指引我們理解曹雪芹與其作品的一篇最為重要的文章。在此章之末,先生特引小說卷端『作者自雲』的一段綱領宗旨之言,用意尤為深至。我們可以看到,先生卓識,於王、胡兩家的見解作了明確的取捨,並且特別駁了王靜安的論調——王氏此見的病痛,正在於不懂得《紅樓夢》的特點特性而非要把它拉向『一般化』不可。這種眼光,總是一味抱定了事情的共性,而不知道藝術特別需要認識它的個性與特點。魯迅先生又說:
『但據本書自說,則僅乃如實抒寫,絕無譏彈,獨予自身,深所懺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紅樓夢》至今為人愛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復有人不滿,奮起而補之丁圓滿之。此足見人之度量相去之遠,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
應當看到:在全部《史略》中,魯迅論及數十百家古代小說作者,獨於曹侯,稱以雪芹而不名,愛重之情,見乎辭表,實為特例!先生指出了人的度量相去每每霄壤懸隔,而以為雪芹之不可及,乃為世人所難以理解接受。可見我們為雪芹作傳,首先要傳寫他的高超的不可及的度量器識。這樣說來,連他的絕世纔華,也要作為第二位的特長來看待的。要之,魯迅先生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之最初,草創第一部中國小說史時,即已指明了《紅樓夢》的最大的特點,亦即它與其他小說名著不同之處何在。
中國的小說,本是『史』的一支,這從它的別稱『野史』即可領會。另一個俗稱,叫做『故事』,其實也就是『史跡』的同義語。自從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開創了『史傳文學』的體例,流輝溢彩,被於萬世,這就給中國小說帶來了一個巨大鮮明的特色。從唐代傳奇小說看,更是顯著。清代的《紅樓夢》評論者多以太史公來比擬曹雪芹,他們是深明自己民族文學傳統的。比如有的說曹雪芹乃是『小說家之盲左腐遷』,有的說太史公一部《史記》記三十世家,曹雪芹一部《石頭記》則記一世家而更無悅色……這都是就其在筆法之高潔、質素之信實上相互一致而言的。中國的文史合一的這種觀念,決定著一切文學創作的理論和實踐,小說亦不例外。所應補充說明者:中國小說作者都喜歡以『野史氏』自居,意在傳人論世,而曹雪芹獨不欲落此蹊徑,立意要一新世人之耳目,這纔采用『石頭』自『記』其一生所歷悲歡離合、炎涼世態的新的表現方法。這就是『作者自雲:因歷過一番「夢幻」[按此假語也,正指實事]之後,故將真事[按即所謂「夢幻」,二者互指也]隱去,而借「通靈」[按即石頭]之說,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其語至為曉然,不過筆端略施騰挪耳。
以上諸義既明,則吾人應對曹雪芹其人,有所了解,所關至為重要,其理自然也就十分之清楚了。可惜的是,很多人對此卻還在蒙昧之中。
我最抱慚的,是我這冊小書,實在不能算作雪芹的傳記。我的學識所限,不能使此書之名副此實際。我寫它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其時所受種種條件限制,斷斷乎非局外人所能想象萬一,但亦不擬在此備述了。更慚愧的是從那以後,再也沒有努力把它改寫成一部略好些的新本。
這樣的一冊小書,卻有幸得到了日本的兩位紅學家的惠愛,要將它譯成日文本出版。這使我倍增慚感之情。我的拙著固不足以為雪芹寫照傳神,然若能因日譯版的流布而使日本的人民得以略窺雪芹之某些側影,並由此而增加了對於中華文化的理解和領會,則實為私心欣慰的一件大事。
有趣的是,兩位譯者,一居紅夢樓(伊藤漱平教授),一居濁病齋(小山澄夫先生)。這兩個別有深味的軒名,都是取用了雪芹和紅樓的典故。就在中土,也還沒有這樣風雅韻事。記得那是壬戌的暮春,在北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接待了日本的紅學專家。那是我與伊藤先生的第二次會面(第一次是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而那又是我第一次認識小山澄夫先生。同年的夏天,我與澄夫先生已有詩詞唱和。當時的落花飛絮的情景,猶宛在目前。
明媚豐艷的芳春美景,固足賞悅;而暮春時節的落花飛絮,在北京城的晴風淑日中尤為有味,是我最喜歡的風光時序。我愛落花飛絮,絲毫不帶著傳統的傷春恨別的感情成分,我覺得她是清和之氣的象征,她將迎來榮茂鮮新的消陰綠夏。先師顧隨先生的詩句:微雨一番生眾綠,從知夏淺勝春殘。
我以這樣的心情,來迎接《曹雪芹小傳》日譯版的問世。
(注:《曹雪芹小傳》日譯版已由日本汲古書院2010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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