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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是在夜裡走的,他沒有向我們告別,死亡悄無聲息地把他的生命之火吹滅。我走在大街上,天很晴朗,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樣,但它有一點不一樣,我再不能到醫院裡去看我的爸爸了。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爸爸的身體一點點地衰弱了。有時候我走到他面前,而他閉著眼睛並不知道。我注視他時,我能夠感覺到在他腦海中浮游著的夢。那是一個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是什麼樣的夢,表現著他的一生,又真實又虛幻。他睜開眼睛看見了我,微笑了,和我說話。在所有這些活動的後面,他的夢始終在那裡靜悄悄地聚散。我說不清,但我感覺到它的力量。我漸漸明白,我的爸爸因為病重沒有力氣思想了,這樣一種時斷時續的記憶就成了他的思想。
曾經,我爸爸是個思想不能停住一刻的人,就像被鞭子抽著的陀螺。在他沒有生病住院之前,只要他一靜下來,就會被思想不停地抽著。他想得很多,為自己不能再寫出東西而痛苦。他剖析自己,用重重的話批判自己,但是他又拿自己沒有辦法。那時,他的枕頭邊上長放著《托爾斯泰評傳》之類的書。他看著看著會突然一撒手,大聲說:『我就是慚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他和我說,『我要寫一個大東西纔死,不然我不乾。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你知道嗎?』我想我知道。
生病以後,他一點點放棄了他的痛苦,放棄了由痛苦所代替的那種強烈的願望。漸漸地,他不說『我要寫東西』了。有時他說:我當初應該當個老師,當個好老師,真有學問,那就好了。他常感嘆自己太沒有學問,檢討自己過去不用功,沒有系統地讀書。偶爾他談起年輕時怎樣寫作,寫得多酣暢,那是他極樂的時光。
有時他在街上散步,會盯住某個過路的人。當人從他身邊走過去,走遠了,他還會扭頭張望。我問:『你看什麼?』他說:『沒有什麼比青春再好的東西了。』他能感到生的氣息拂面而來。夏天,我們坐在樓下,一陣小風吹來,他立刻仰起頭看著樹梢,這樣他就看見了風。他覺得這風實在太好了,但他沒有說,他深深地吸氣。對真正美好的東西他是那麼敏感。他對人、對人性有極深的洞察。他有好幾個筆記本,都沒有寫滿,從上面幾乎看不出什麼,但他時常記上幾筆。後來我想到了,他記的只是一些符號。只有經過他的目光,那些符號纔顯出真正意思來。而世間一切事物,都可能是有另一番意義的。
我爸爸從來沒有讓我接他的班的想法,他對孩子的發展基本是順其自然。我們小時候,只要他高興就和我們大鬧,不管我們是不是睡覺了。他教我游泳騎自行車。在我家馬路對面的一塊空地上,他推著車子在後面跑,一圈又一圈,然後他撒開手,站定喘息。
小時候,我的作文確實常得到老師的表揚,我念給他聽,可我從不記得他幫我修改過。我想因為他從心底裡想鼓勵我,因此真的就覺得我寫得很好了。等我長大也開始寫東西,我從來不把我寫的東西在發表前拿給他看,他也不要求看。發表之後他看到了,見到我會費點心思說兩句好話,這時候就明白他並不真的覺得好。我寫出中篇小說《殺人》以後,他看了,再見到我,興奮又感慨地說:『小方子,你真的行,你可以寫出好東西。』這時,我知道了,他對我的小說真滿意,真看出好兒來了。
我爸爸常說我聰明,說:『這孩子像我。』我要說,除了性情各方面,我和他還有一點相近的經歷。我爸爸很年輕時寫出《雷雨》,把劇本給了他的好朋友章靳以,靳以叔叔把劇本放在抽屜裡,放了一年。我爸爸也沒問他。我問過我爸爸,『靳以叔叔怎麼會一直沒看?』他說:『他可能是忘了,他就是那樣。』後來,巴金伯伯發現了抽屜裡的劇本,看了,在《文學季刊》上發表了。我寫的第一個小說是在《收獲》上發表的,巴金伯伯的女兒李小林主持《收獲》工作。我的四個中篇:《殺人》、《珍禽異獸》、《未被饒恕》、《和天使一起飛翔》都是在《收獲》發表,都得到過小林中肯的意見。
曾經,我問過我爸爸寫作時的感覺。他說:『生活中往往有許多印象,許多憧憬,總是等到節骨眼兒就冒出來了。要我說明白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寫的時候也不可能。』在他這樣說之前,我似乎已經知道答案了。
在我爸爸臨之死前的一段時間,他常坐在沙發裡。燈光照在他的頭頂上,稀疏的頭發顯得乾枯而脆弱,而他臉上的神色是那麼疲乏,已經很難看到靈魂的光彩。但是有一次,他坐在輪椅裡,我推著他在醫院長長的走廊上走,對著他耳朵給他講我正在寫的小說,講小說裡人的命運。他聽得很仔細,還向我發問。我感到他的興趣,感到他思想的亮光,從他生命的深根處透出來,我永遠不會忘記走廊上的那段路。
我爸爸說我是幸運的。他說得對。很多年我看著他為沒能再寫出東西而痛苦,現在他終於把這份痛苦放下了。他還放下了很多東西,透明的生命回到一個好地方去了。(全文有刪節,該書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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