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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父母結束了兩地分居的日子,代價是當了二十幾年教師的媽媽因風濕關節炎辦理了病退,從河北省回到了天津。
媽媽是回來了,工資比以前少了,我們兄弟三個上學負擔還是挺重的。一晚爸爸對媽媽說:『聽說在大胡同賣結婚用的囍字很賺錢,我如果做出來,你敢不敢去賣?』媽媽興奮地說:『有什麼不敢,憑自己的勞動賺錢,再說三個孩子上學還可以寬裕些。只是你白天上班,晚上還要乾活,能行嗎?』爸爸堅定地說:『我能行』。從此一連幾天晚上,爸爸都在做工具,一會兒刻版,一會兒用手術刀做刻刀,一會兒又做『模子』框,哥哥的書法被派上了用場,他在舊報紙上寫下了大大的囍字,媽媽在一旁說:『這個字寫得真周正。』爸爸把哥哥寫的字剪下來,平鋪在硬紙上,用刷子蘸上墨水在特制的模子上刷著,頓時一個復制的囍字出現了,我們又驚奇又納悶地問爸爸:『您這是乾什麼?』爸爸說:『這樣就不用哥哥總寫字了,復制的字可以反復地用,可不能為了這個小買賣耽誤學習。』經過了幾晚的忙活,終於可以乾活了,爸爸坐在桌前,媽媽站在爸爸身後,看著爸爸一刀一刀地在囍字的邊緣刻下去,時間不長,一摞金光閃閃的囍字就刻成了,爸爸又用木尺比著把買來的紅紙用刀切割成正方形,媽媽興奮極了,急忙把金色的囍字反過來,抹起了糨糊,爸爸在一邊說:『小心呀,別把糨糊擠多了,影響了美觀,結婚貼的東西,人家會很挑剔的。』媽媽聽了乾得更仔細了。
第二天,我和哥哥弟弟放學回家了,爸爸在家給我們做晚飯,我們都餓得要命,可誰都不敢說,天黑了,我們不禁想起了媽媽,這時傳來了敲門聲,一開門媽媽就像一個從東北來的人一樣,穿著厚厚的棉衣,平日白皙的臉上被風吹的滿是塵埃。媽媽看見我們在等她吃飯,說:『以後別等我,快吃吧。』爸爸從媽媽胳膊上接下了那個大紙箱子,問道:『怎麼回來的這麼晚?怎麼樣,拉的下來臉嗎?賣了多少錢?』媽媽說:『公交車來了好幾輛,我拿著大紙盒子擠不上去,沒什麼不好意思,我今天賣了22元錢,都說我的囍字顏色最金。』我們全家都非常高興,媽媽的臉笑得像一朵花。
從此爸爸刻字,媽媽擺攤,我們兄弟三人做完作業後,就幫媽媽貼囍字,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幾年,媽媽從零售改為了批發,爸爸又發明了印刷工藝,從此我家的床上、地上、桌上,就連房頂下方都被爸爸用鐵絲連上,為的是增加空間,到處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囍字。幾年後爸媽成了『萬元戶』,他們買了一套連房帶院三百多平方米的平房,乾起了染紙廠,無論累時不順利時,媽媽總是說:『為了培養孩子,吃多少苦都值,人在希望中活著是件快樂的事,好日子就得向前奔。』
幾年裡,他們在不斷地增加客戶,染的紙五顏六色,雖然買賣不錯,媽媽還是在春節的時候,批發囍字,她總說:我們是靠囍字發的家。臨近春節的一天,媽媽發燒了,無法出攤了,她焦急萬分,因為有個大港的客戶和她預定了一大批囍字,正值寒假,我和弟弟自告奮勇要求出攤,媽媽極不放心,讓我和弟弟一次一次地背商品的價錢,我不耐煩地說:『放心,賣不賠。』媽媽生氣地說:『做生意就是要講誠信,我是怕你們瞎賣,把我的信譽搞壞了,都是主戶兒。』我明白了媽媽的用意,趕緊用小本本把價錢小心地記好。第二天早上在媽媽再三叮囑下,我和弟弟穿上軍大衣,帶上帽子,穿上雪地鞋,在媽媽的攤位上出攤了,剛站在那裡沒覺得什麼,站久了,覺得風像小刀子一樣向臉上割來,腳下也像踩在冰上,我看見弟弟的臉已經凍得發紫,在無人光顧時,我倆就找有太陽的地方暖和暖和,臨近中午時,我們終於等來了預定的客戶,她一見我們就問:李姐呢?你們是他的孩子,我點點頭,拿出了媽媽包裹整齊的大包,她付了錢,千恩萬謝地走了。我和弟弟在小攤上買了兩碗手?面,背著風喝了,頓時腳底下就像來了一股暖流,流向全身,終於暖和了,按照媽媽的命令預定貨取走後就可以收攤,我和弟弟趕緊收攤回家。一敲門媽媽就開了門,說:『孩子們凍壞了吧,趕緊去燙燙腳。』我和弟弟脫下厚重的棉衣,坐在小板凳上,開始燙腳,蒸汽昇騰著,我的淚水也禁不住流了下來,我們只呆了一個上午,而我們有關節炎的媽媽卻風裡來雨裡去辛苦了十幾個春秋,為了我們她放下架子做起了小商販,只是一個目的:供我們上學,讓我們過上好日子。
1988年我考上了大學,1992年弟弟考上了大學,但是,我們依然在學習後幫媽媽貼囍字。1994年,媽媽又買了一套商品房,80多平方米,雙氣的。又寬敞又明亮,親戚朋友都羡慕。爸爸媽媽說:『還是改革開放的政策好呀!我們靠自己的雙手,用辛勤的勞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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