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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洶湧的網絡輿論似乎並未影響山東省安丘市組織部工作按部就班地開展。作為該部門日前的工作重心,尚在修改中的《年度最差公務人員評選辦法》正是這諸多爭論的源頭。面對種種質疑,安丘市政府顯得異常低調,而與之相應的是相關官員的謹慎。
『最差公務員』評選讓人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印象中早在幾年前,濟寧市就搞過『十差乾部』評選。為此我還寫過一篇評論:《乾部優劣應開門評選》。質疑主要有兩點,一是,濟寧的『十差乾部』已經全部受到法律制裁和紀律處分,其中8人已經被司法機關介入調查,有的已被判刑;另兩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濟寧是在打『死老虎』,在作秀。二是,因為那些真正受困於某些機關作風不正的群眾並沒有參與進來,而群眾沒有真正的發言權則乾部對群眾就沒有足夠的敬畏。
事實上,安丘這一評選辦法正是赴濟寧市『取經』的結果,『但我們並沒有照搬它既有的考評體系,會有自己的考量』。而公眾質疑安丘評選『最差公務員』的執行標准何在,誰來評定,也說明尚在修改中的《年度最差公務人員評選辦法》並不為人熟知,至少我們沒有從報道中看到全貌。不過,有一點令人欣慰,安丘組織部門的人稱,評選辦法正式出臺後,將組織群眾監督『最差公務員』候選人的公開推選。其中,300名群眾監督評議團成員包括120名企業代表、100名兩代表一委員(即人大代表、黨代表、政協委員)、80名基層群眾,『成員來源的廣泛性有利於平衡最終的結果』。這無論如何要比濟寧的『關門評選』進步得多。而且現在安丘的『最差公務員』評選辦法還在修改之中,更談不上評選結果了,所以,我們不能先行認定安丘也會打『死老虎』。
那麼,對於安丘的『最差公務員』評選就沒有任何可說道的嗎?質疑還是有的。比如,安丘制訂《年度最差公務人員評選辦法》的初衷就頗堪玩味。與普通公眾理解的是針對機關工作散漫、對群眾疾苦麻木不仁、『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作風痛下殺手有些不同,安丘更多的是出於政績考慮,確切地說,是為GDP考慮。據安丘組織部門一負責人介紹,早在2010年春節後召開的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有關市領導便鄭重提出『將今年確定為「作風建設年」,下決心徹底解決乾部作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為實現後發趕超提供堅強保障』。也正是在此次會議上,評選最差公務員的做法被首次提上日程。官員出於政績焦慮而整頓機關工作作風似乎也無可厚非,但總給人一種怪怪的感覺,人們不禁要問,倘若不是在濰坊市的位次仍居下游,安丘作風建設是不是沒有必要搞了呢?或者說,他年安丘真的實現了『後發趕超』,所謂最差公務員評選會不會失去動力了呢?
如你所知,安丘的評選辦法還沒有出臺,公眾就已質疑安丘評選『最差公務員』的執行標准何在了,這其中就有關於評選搞『壞蛋模式』的懮慮——在每個部門一定要評出一個『壞蛋』的前提下,評出的『壞蛋』也許比其他地方最好的一個表現還要出色,這是不是足夠公平?而且也有人懮心忡忡地說,與那些不和群眾直接打交道的公務員相比,經常面向群眾的工作性質讓他們在評選中明顯處於劣勢:『難免會有結果令群眾不滿意或者工作職能群眾不了解的情況,他們手中的這一票難道不是很關鍵麼?』這倒還在其次,有論者甚至擔心,評出來的究竟是『最差』,還是『最不聽話』,『最差公務員』評選會不會成為排除異己、鞏固某處官場小圈子『潛規則』的一種手段?
而評選出的『最差公務員』當如何處理,無疑是公眾最為關心的,可是安丘市組織部的負責人卻說,將對評出的年度最差公務人員進行公開通報,構成違紀的給予紀律處分,『安丘這樣一個縣級市是一個很典型的熟人社會,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通報名字事關面子問題,算是比較嚴厲的懲罰了』。或許,真如這位負責人所說,不過,這似乎與公眾期望的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相距甚遠。
當然,公眾並不因為質疑就否定安丘的這種嘗試,畢竟,做比不做要好一些。事實上,『最差公務員』評選從吹風到制訂再到修改,安丘的很多公務員已經從不以為然到頓感壓力陡增了。何況面對質疑,安丘方面回應稱『我們只是想踏踏實實做一些事情』,『輿論不會中止我們的決心和行動,屆時我們一定會選出10名最差公務員,我們歡迎外界的監督』。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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