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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大國學:季羡林口述史》,一本很有意思的書。書看著又大又厚,因是一個90多歲的老人在病房裡的閑聊,讀起來很輕松。這本書記錄了老人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16日共74次口述的內容。最後一次口述,距季老去世不到一個月,算是老人臨終的話了。蔡德貴是一個60多歲老人,能花這麼長時間聽一個百歲老人的訴說,真的印證了蔡先生『德貴』之名,這份情誼尤讓人感到珍貴。
老人的有些話語很有價值,比如他屢屢從『禰衡罵曹』談及中國『士』的精神。他說:『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懷。我佩服的就是敢頂,敢頂是中國的士。中國的士,是任何語言翻譯不了的,士可殺,不可辱,士跟這個俠啊,有聯系。』他一再說,自己最想寫的兩篇文章是談中國的『士』和『俠』,他認為把『士』翻譯成『知識分子』太淺薄了,認為知識分子除了要有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骨氣。
可見,季老在晚年還一直在沈思『士』所代表的『道統』,這裡的道統就是指真理世界。孔子說『士志於道』,在儒家看來,『士』是『道』的承擔者,明道與行道纔是知識分子的終極使命。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儒家一直認為知識分子個體的人格尊嚴,體現的就是道的尊嚴。季羡林所佩服的梁漱溟和彭德懷,就是孟子所說的『不召之臣』在現代社會的化身。孟子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強調的也是季羡林所說的硬骨頭,即無論成敗進退,知識分子都應以真理作為人生的最終依歸。只有當『士』所依托的『道』,也就是真理的權威,遠遠超過君王所代表的權威時,纔是儒家所認可的理想社會。我想,這也是季老反復陳述的『士』和『俠』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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