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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中國漁民和漁船,使中日關系良好發展勢頭遭受嚴重破壞。事件發生以來,日本方面的一些言論、行動,反映出日方國內的確有一些政治勢力試圖『借事發力』,大做『文章』。對此我們應給予充分揭露。
這篇『文章』有兩個『小算盤』:一是采取主觀唯心的『鴕鳥政策』,試圖用日本國內法來處理此事,形成所謂的『裁判案例』,迫使中國接受『既成事實』;二是利用中日雙方矛盾激化來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進而順勢以『美軍威懾論』來推動普天間機場問題的解決和日美同盟的深化,調整防衛戰略和軍事部署,尤其是強化針對中國的西南諸島防衛。
盡管中國政府一開始就明確告誡日方不要誤判形勢,但日本的某些勢力仍然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只不過到最後,他們發現這樣的『如意算盤』並不好打。首先,中國一開始就識破了他們的『小算盤』,在涉及主權、統一及領土完整的問題上,中國立場堅定,決不退讓和妥協。其次,當前中日兩國關系處於深度合作狀態,日本的發展和繁榮離不開中國的發展和繁榮,繼續與中國較勁,日本承受不起代價;再次,美國方面雖不時給日方施以『強心劑』、『定心丸』,但也必須顧及中美兩國的關系,日本對關鍵時候美國是否能靠得住並沒有十足的信心。
歷史上,日本利用『對外事件』做文章的先例並不鮮見,其目的無非有二——『以外補內』和『以外補外』。『以外補內』方面的例子是,菅直人和小澤一郎在選舉辯論中都以釣魚島為題,發表挑釁中國的言論,煽動和拉攏國內民意,這是所謂的『選舉政治』;再如,2009年,時任民主黨副黨首的前原誠司在眾議院刻意質詢時任首相麻生:『日本如何應對尖閣列島(指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遭第三國入侵』,引出麻生的『尖閣列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的言論,這是所謂的『議會斗爭』。
至於『以外補外』方面的典型案例,當屬日方一些勢力,主要是右翼保守派和少壯戰略派在此次事件上的所作所為。它們的意圖就在借機爭取外交安全政策的調整和突破。這些做法的後果是極大地煽動了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惡化了中日兩國的民意和輿論氛圍,使釣魚島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對此次事件,日本媒體普遍認為,菅直人首相及其某些內閣重臣對外交事件的處理既經驗不足,又重視不夠,還犯有機會主義的『短視病』。日本民主黨內的一些重量級人士也持有類似看法,其前國會對策委員長樽床伸二9月25日在演講中就表示,日本現任內閣處理此事的做法『有待商榷』,抓扣中國漁民和漁船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日本政府應該通過這次事件汲取教訓,不要總是讓某些政治勢力操縱和主導日本的對華政策,更不應放任和利用惡化中日關系的言論和舉動,以此來拉攏所謂的民意。這個『小算盤』如此打下去,到頭來碰壁的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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