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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舊事,說的是傅斯年、鄭振鐸分別與王世襄之間的『相失』。
王世襄是忠厚長者,絕口不言人非。但在他晚年回顧一生走過的道路,說到前輩學人時,只對傅斯年、鄭振鐸二位略有微詞。他筆下留有記錄。這回我讀《王世襄傳》(張建智著)又看到了。
1944年初,王世襄從淪陷區北平來到重慶。有一天前往聚賢新村中央研究院辦事處,求見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希望能到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傅問王世襄的學術背景,王答燕京大學本科和研究院。不料,傅斯年一聽,立刻斷然拒絕說:『燕京大學出來的人,根本不配進我們史語所!』
這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是傅斯年1928年留學歸來,受蔡元培之聘在廣州籌備建立的,陣容硬整,成果迭出,戰前在傅斯年主持下對安陽殷墟進行了挖掘,其考古發現震驚世界。傅對史語所鍾愛有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他作為中研院的總乾事兼所長,有責任繼續廣搜纔俊,像王世襄這樣的有志青年,又有治學的基礎,竟由於出身的學校不為傅所欣賞,一句話拒之門外,畢竟顯得過於輕率。這不但使王世襄失去了進史語所深造並做出貢獻的機會,也使史語所失去一位上選的研究人纔。我說『相失』(失之交臂也)以此。
至於傅先生對燕京大學的評價是否公允,是否屬於偏見,可以另議。
王世襄1946年末到中國駐日代表團工作,想在戰後日本追回國寶的計劃未能實現。他只能把日軍從香港掠奪的中國善本書107箱運回國內。他同船到達上海,在碼頭上把書箱點交給鄭振鐸(西諦)先生派來的人。他同鄭先生的接觸卻是在三五年後。他已回到故宮博物院,任陳列部主任。當時鄭振鐸正任故宮博物院的上級國家文物局的局長。一天鄭振鐸突然來院找到王世襄,下達任務:必須在三天內,在故宮太和殿布置好『偉大的祖國』文物展,必須把院藏的精品盡量陳列出來!
鄭重其事,但簡單生硬,沒有絲毫商量餘地。王世襄聽到這道命令,一時驚呆了。因為,太和殿裡正辦著『抗美援朝展覽』,也是配合政治任務的,光撤展就得一天,再用兩天把這麼大的太和殿陳列好故宮的精品,一共三天完成,簡直不可思議。
多年後,王世襄回憶安放瓷器時雙腿發軟,心中發慌的情景。因為一切匆忙緊張,萬一誰失手碰壞了什麼,將是無可彌補的恨事。幸虧古物館全體人員,三天三夜沒合眼,把這『偉大的祖國』展覽布置完成。總算沒有一點損壞。但王世襄始終覺得,這種因長官意志而倉促行事的做法,極容易損傷展品,絕非一向重視文物保護的西諦先生應有之決定。
從此王世襄對鄭先生,不可能再像對學術界的長輩那樣有親切感,因為對他來說,鄭先生首先或只是說一不二的領導乾部了。至於不久以後,王世襄在『三反』中遭到有罪推定,陷身莫須有的『盜寶案』,羈獄經年後開除公職,作為主管的鄭先生也未能施以援手,我以為不能求全責備。鄭先生是黨外人士,不掌握政治運動的領導權,平時亦不掌握人事權,甚至未必有多少發言權,熟悉中國官場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回頭再看『偉大的祖國』布展一事,竟要身為文物局長的鄭振鐸親自跑到故宮來下達指令,可見壓力之大,必定是更上級甚至政務院一錘定音,文物局領了軍令狀,這纔會層層壓下來。讓鄭振鐸一人擔責,怕也有幾分是錯怪了。
王世襄作為當時受到壓力的工作人員,有怨氣有牢騷,自然更完全可以理解。不過,兩位雖非同輩卻有同好的,都是極其熱愛傳統文化的學者,因有了一份上下級關系,而阻塞了他們之間本來可能有的交流以至友誼,我也認為是令人遺憾的『相失』。
王世襄離開了文物部門,鄭先生在1958年死於空難。他們無緣再見。
王世襄和傅斯年卻又有一面之緣。那是1946年11月,南京舉辦『(抗戰)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王世襄和故宮人員押運部分青銅器參展,這正是王世襄不久前從事戰時文物『清(理)損(失)』工作中從德國人楊寧史手中追回的。展覽之後一次會上,決定派王世襄赴日交涉追索戰時損失文物問題。傅斯年在場,對他重提舊事說:『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這不失為一個交代,也見出傅先生的認真。
不敢拿半世紀前這兩件事例來提醒各級有人事權的官員,但我想,如果在討論教育改革時大家多次說起的『教授治校』,有朝一日得在教科文衛部門實現,許多專業人士面臨選拔人纔、安排工作等重任,請千萬以上述『相失』的故事為戒,更不用說要以追步傅、鄭二先生以至王世襄先生的學術成就相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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