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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讀《蔣勛說〈紅樓夢〉》。作者有一個見解很獨到,認為《紅樓夢》是對古典文學的叛逆,因為書中隱藏了很多現代元素,像女權意識等。儒釋道三家,蔣勛認為作者最不喜歡儒家,所以書中領悟人生的多是空空大士、癩頭和尚、跛足道人之類的人物,並依此稱《紅樓夢》批判和顛覆了儒家。蔣勛把《紅樓夢》分為兩個世界,一個是規范的儒家世界,一個是大觀園的園林世界,他把大觀園看作是恢復個性和自我的世界,是與儒家對立的世界。俞平伯和餘英時也都對《紅樓夢》有過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兩分法,只是不像蔣勛那樣把現實世界完全歸於儒家,而把另一個理想世界看作是與儒家對立的。在我看來,大觀園中仍是儒釋道交融的世界,儒家在其中甚至是一種主導的價值觀。
儒家的孝道,可以說是大觀園秩序的一塊基石。無論是賈母在賈府的權威,還是元妃省親,或者是寶玉等小輩對賈母、王夫人等的完全服從,彰顯的都是儒家的一個孝字。書中借賈璉之口有一段話:『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說的也是作者對孝的認知。大觀園中因孝而表現出的家庭溫暖、和睦的氣象,說明作者對儒家主導價值『孝』是完全認同的。都說《紅樓夢》是一部情癡之書,而書中最著力表現的即是親情,這與儒家的孝道是分不開的。
從書中能看出,賈寶玉對『四書』這樣的原始儒家經典也是認同的。比如寶玉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而後,襲人在說起寶玉時道:『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可見,作者在塑造寶玉這個形象時,是讓他贊同儒家經典的。寶玉反感的不是聖賢之言,反感的是那些借聖賢之言『餌名釣祿』之徒和八股取士制度,在書中他也有明確表達:『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過作後人餌名釣祿之階。』從這些字句看出,作者仍是推崇《四書》的,他鄙視的是那種『國賊祿鬼』的假道學,認為他們篡改了聖賢之言,把聖賢思想當作了名利的敲門磚。
《紅樓夢》作者反感的是對儒家聖賢之言的篡改和架空。對小說稍加分析就能發現,書中處處浸潤著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從最早冷子興在分析鍾鳴鼎食之家衰落破敗的原因,到對王熙鳳和探春兩位女性的塑造,特別是探春興利除弊的改革,表達的均是儒家經世濟用的理念,所謂『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而賈政作為反面典型,雖然為人謙恭厚道、『最是仁德』,但因缺少儒家所說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領,卻成為作者反思儒家的對象。
《紅樓夢》的大觀園,作者盡最大可能地在吸納那些有利於小說表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以說它是儒釋道三家思想交融的一個大舞臺,這正是它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獨特之處。《紅樓夢》作為一部奇書,與它這種思想的復雜性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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