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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10月16日電(記者劉錚陳雍容)剛剛從一場國際金融危機中率先企穩回昇的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此間舉行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正在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定調』。人們普遍認為,未來五年中國改革將展開全面攻堅,用改革帶來的活力和動力,加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社會進步。
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明確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要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不難看出,『改革』這個曾決定當代中國命運,並在三十多年以來始終貫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關鍵詞,仍然將成為即將出臺的『十二五』規劃中的重要理念。
然而長期關注中國發展的人們也注意到,距離中國政府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只剩下十年的時間。改革越是進入攻堅階段,推進的過程就越為艱難。而下一個五年也將成為完成一些觸及『深水區』、具有全局性和長遠影響的改革任務的關鍵時期。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後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大的癥結在於體制機制制約。如果沒有體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此前曾經表示。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提出,『十二五』期間要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
遲福林建議,在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形成有利於擴大內需、增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基礎制度。
在上一個五年裡,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強烈衝擊,中國政府通過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等宏觀調控手段實現了保增長,成績有目共睹。然而,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最終要靠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因此,繼續深化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將會是『十二五』時期的一個重要任務。
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濤此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指出,政府部門對經濟資源強有力的支配作用使得中國在應對危機方面很有效率,同時也要承認這種模式帶來的某種『擠出效應』,部分影響到民間、私營部門的活力。
『特別是壟斷行業應當擴大准入,並且真正落實。』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許光建提出,『十二五』期間,電信、鐵路等壟斷行業要真正向民間投資放開,制定操作性強的具體准入和鼓勵措施,消除『彈簧門』和『玻璃門』,為民間投資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收入分配改革則將會是『十二五』期間牽動全局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這項改革不僅關系到消費的持續增長和內需的不斷擴大,更事關社會和諧穩定。
『「十二五」要更加充分發揮財稅制度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許光建認為,應當通過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加大對居民收入的調節;通過資源稅的推進,調節資源性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通過加快政府職能轉型,提高居民和企業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目前,中國已在『十一五』末期開始啟動資源稅改革試點,環境稅改革方案也正在研究之中。資源性產品等各種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將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杠杆。
對此,遲福林建議,中國政府應當在『十二五』期間將資源稅改革向深層次推進,並全面開展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開征環境稅,逐步形成『完全成本價格』,引導中國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
除此之外,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統籌城鄉改革的加速推進、創新公共服務體制等都將會是中國政府將在『十二五』期間面臨的艱巨復雜的改革任務。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邁過溫飽和基本小康階段,向全面小康邁進,單靠物質產出的增加已經不足以解決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越來越多的新問題。觀察家們指出,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會在未來的改革發展中得到更加突出的實踐。
『生活的改善,最基本的是從物質生活的改善起步,進一步發展後要求社會環境進一步完善。社會事業長期滯後於經濟發展,「十二五」階段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張立群認為。
中國的醫藥衛生和教育體制改革已在『十一五』末期啟動,並會在『十二五』期間進入加快推進的階段。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將進一步擴大,到『十二五』末期,全國發行的社報數量將有望從現在的1.9億張增長到8億張。目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理念已經獲得了廣泛的共識,而且財政投入機制將有望得到進一步強化。
決策者和經濟學家們還認識到,當前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許多挑戰不在經濟社會本身,而在政府職能轉型與政府自身建設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將伴隨著政府發展理念的深刻變革。政府職能轉型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對『十二五』改革的全局至關重要。
專家指出,『十二五』期間,各級政府要把更多精力轉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更大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各級政府應當從微觀經濟運行中脫身,大幅減少行政審批,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力集中在推進社會公平正義。
『改革現在剩下的都是攻堅戰,未來的改革要力求在深層次問題上突破,關鍵是建立起一整套有利於科學發展制度規則,從根本上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動力和保障。』張立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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