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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吉林省紀委召開會議,通報5起領導乾部嚴重違紀違法典型案件,高校獨佔兩席。而此前不久,吉林省原總督學於興昌受賄千萬元弊案也『塵埃落定』。(10月19日《中國青年報》)
為什麼一個教育領域的『總督學』會受賄千萬元,而其中最大一筆賄款122萬元竟然又來自一房地產商?因受賄而落馬的校長院長、因基建窩案而東窗事發的高校高官,在令公眾浮想聯翩的同時,似乎已深刻回答了『錢學森之問』——如此高校,只有令『大師』窒息的土壤;如此格局,是令學術加速癲狂的賣場。
據熊丙奇教授提供的11所『985高校』的領導任命前的職務圖表顯示,22名黨政一把手中曾經在政府部門任職的有11人,佔50%。高校領導與行政系統的姻親關系,使得高校行政化氛圍日趨濃郁。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資源,『包括校長任命、人員編制、職稱評定、學位設立、招生計劃、科研教學經費分配、基建項目審批等,基本都由行政部門控制』。惡果有三:一是嚴重擠壓了高校辦學自主權,二是加速了權力對教育資源的尋租與侵蝕;三是學術越來越成為權力的奴婢。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說,『不去行政化,教育改革其他措施都是隔靴搔癢』。忠言逆耳。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學官腐敗案的警示意義,遠不止『嚴重損害教育形象,嚴重損害黨的形象』那麼簡單。(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