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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時候,一到春節,母親就帶著我到小關大街的舅姥爺家去拜年。那是一個大家庭,每次去母親都要挨門挨戶地走一趟,我像鸚鵡學舌一樣,讓叫誰就叫誰,似乎所有的人都是我的長輩。有一次,母親抱著我從胡同走出來,站在中山路望著來回穿梭的電車對我說:『回來我帶你去北寧公園玩。離這兒不太遠,電車走到頭就是!』那年我5歲。
以後又是幾年的春節,每當母親領著我途經那個路口時,我都嬌瞋地問母親:『什麼時候纔能去北寧啊!』母親總是含糊地把話頭岔開,從母親眼神裡可以看出,那是一個遙遠的夢。
『文革』開始後的第二年,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因為我上小學三年級,什麼也摻合不上,就成了一群散養的『家畜』,愛哪瘋就哪瘋,老師差不多都被批判、被抄家了,家長整天大會小會開不完,根本沒有時間管孩子,我經常飢一頓飽一頓的。那時雙職工家庭都給孩子配一把家裡的鑰匙掛在脖子上,只是不給正式房間的,大多是小廚房或簡易房,裡邊放點涼白開、餑餑頭,條件好些的,拿塊木板搭張小床。有一天,我躺在小木床上睡午覺,夢見自己到北寧公園玩了一圈,醒來後除了『北寧』兩個字記憶深刻,其他情節如棉絮般模糊。忽然,我腦子裡閃現出一個念頭:何不自己走一趟!這個想法一出來,我的心怦怦地跳個不停,因為我們家住在八裡臺附近的吳家窯新村,究竟離北寧有多遠沒任何概念,我微閉著眼睛,在腦海中浮現出的街道行走……從家裡出來,穿何興村;走貴陽路;順教堂過橋;沿濱江道拐和平路;從東南角開始跟著電車道奔東馬路;過金鋼橋接中山路;然後走到頭……我興奮得差點從小床上跳起來,這是一個多麼『宏偉』的計劃啊!轉天,我不言不語地看著父母都上班走了,於是孤身一人踏上了尋訪北寧之旅。完全按照事先想好的路線行走,內心充滿了期待,也不知走了多少時間,來到了曾經編織夢想的那個路口,為了驗證我的判斷,靈機一動我先去了舅姥爺家,只是在大門口往院兒裡探了幾下頭就趕緊跑了,然後鼓足勇氣歇都沒歇一直走到電車軌道的盡頭。我看見了火車站和老地道,就是沒見北寧公園,望著車站周圍混亂的大串聯隊伍,我內心有些發毛,母親說過『電車道走到頭』……會不會穿過地道呢?接著我便小心翼翼走過了黑漆漆的地道,當我從斜坡爬上來時眼前頓時一亮:北寧公園找到了!我壓抑著內心的狂喜,似乎不大相信這是真的,我在北寧公園大門外怯生生地往裡瞅,不敢與大人的眼神相對,怕他們看出我是個『野孩子』。於是,我坐在門前的石獅子下面,慢慢咀嚼著發現中的快樂……此時,兩條腿酸疼酸疼的,好像還不知不覺瞇瞪著了。這一天,我沒吃一口東西,沒喝一口水,身上沒有一分錢。
似乎是老天有意安排,1974年初中畢業後,我被分配在天津機車車輛機械廠工作,屬於鐵路系統,坐落在新開河以北,與北寧公園僅一河之隔。特別令人自豪的是,我那本帶有路徽的工作證竟然可以免費進入北寧公園,這在當時也算是不大不小的特權了。此後的幾年裡,我時不時地邀請車間的哥們兒到北寧電影院看場電影,或借架照相機在山石間、湖水邊擺擺姿勢臭美一番。後來我調到廠部在《津廠周報》任攝影記者兼副刊編輯,時間也就相對自由了,趕上深秋落葉或下大雪就紮上一頭,拍些所謂的作品。1982年『全國鐵路第五屆體育檢閱大會』在北寧公園內的『火車頭』體育場舉行,那是我第一次以記者身份走出廠院擔任攝影工作,也就是那一次,我站在兩米高的拍攝架上一不小心把新買的長鏡頭掉了下去,幸虧有個人眼疾手快一把給接住了。從此,凡帶攝影包的時候,我一定包不離身,這個習慣至今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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