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保健傳統的一部分，喝開水實為民生之福。

　　幾乎是出於同樣原因，在漫長的歷史上，學歷再低的中國鄉村農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藥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他們都是半個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這種幾乎百草皆藥和全民皆醫的現象，為農耕社會裡民間知識的深厚遺存，雖對付不了某些大病難疾，但作為一種成本極為低廉的醫藥普及，曾幫助中國人渡過一個個難關。

　　不過，福禍相因，利弊相成，喝開水未必就沒有惡果。

　　人的壽命很長，人口數量很多，在一定條件下就不會好事變壞事？比方說，中國沒有歐洲十五世紀前一次次流行病疫造成的人口大減，但也可能因此而喪失了歐洲十六世紀以後科學技術發明的強大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發明浪潮不過是對人力稀缺的補償和替代。又比方說，中國古人避免了放血、灌腸、禁食一類瞎折騰，但人口強勁繁殖又構成巨大人口壓力，構成了巨大的糧食危機，從而使重農主義勢在必行。再往下走一步，從重農主義出發，安土重遷、農尊商賤、守舊拒新、家族制度等等都變得順理成章。一旦糧食出現缺口，人命如草、官貪匪悍、禁欲主義、戰禍連綿等等也就難以避免……這樣想下來，足以讓人心煩意亂和不寒而栗。

　　十七世紀末，一些傳教士從空蕩蕩的歐洲來到中國，覺得中國人吃肉太少，委實可憐。他們不知道，如果不是流行病疫使歐洲人口減至六千萬以下，歐洲哪有那麼多荒地來牧牛放馬？另一位名叫卡勒裡的神父，驚訝地發現中國人比馬賤，官員們不坐馬車而坐人轎，『轎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韃靼小馬』。他不知道，當這個國家的人口從清代初期的一億再次爆炸到三億多(有一說是四億多)，遠遠超出了農業生產力的承受極限，餓殍遍地，民不聊生，人命是沒法珍貴得起來的，人道主義也就難免空洞而遙遠。一旦陷入這種困境，不管有多少好官，不管有多少好主義，社會離災荒和戰亂這一類人口剪除大手術不會太遠，腳夫們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麼？

　　面對危機的社會，思想家們能診斷出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禍因，但是否漏診了人滿為患這一條更為深遠之因？是否漏診了導致人滿為患的各種條件——包括喝開水這一偉大而光榮的創造？

　　在人滿為患的剛性條件之下，光是吃飯這一條，就不可能不使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化和災難化。如果沒有控制人口之策(如計劃生育、獨身主義等等)，如果也沒有增加食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產化肥、發明雜交水稻等等)，諸多制度層面的維新或革命，諸多思想層面的啟蒙或復古，終究只有治標之效，甚至左右俱失和寬嚴皆誤，一如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醫學：純屬『無聊的胡鬧』。

　　端起水杯的時候，想起這些紛紜往事，一口白開水也就變得百味交集了，為歷史上的成功者，也為歷史上的失敗者。 (續昨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