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們都知道當下的社會現實，在經濟活動中收受回扣等現象如此普遍，李彥為單位承攬項目向當事人行賄，自己並沒有從中漁利，是否應當由他承擔刑責，又以什麼方式來承擔刑責，的確是個難題，法院從輕發落也自有其理。由於行賄的決定是由該院領導班子集體研究作出的，李彥只是執行人，所以單位同事都認為其『替人受過』，甚至稱他是『我們單位的英雄、功臣』。對諸如此類的案件，顯然應當有適合新情況的司法解釋

　　(譬如追究一班人的責任)。

　　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是付出了各種代價的，包括司法。對種種符合潛規則和違反規則的行為，我們常常采取很大的容忍度，並把它作為『投資環境』的一部分，認定『發展是硬道理』，不惜在其他方面采取姑息的態度。在一個特定時期，這或許無可避免，或許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其後續影響無疑是深重的，因為它使人們對司法的有效性產生懷疑，而一個社會如果連司法的底線也可以輕易突破，還有什麼能夠規范人們的行為呢？有法不依不但對具體的法律條款本身是個嘲弄，也必然瓦解司法本身。

　　這個案件讓人覺得需要特別關注的原因還在於，近年來職務犯罪案緩免刑比例太高。據最高檢今年11月18日披露的數據，從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佔69.7%，超過了三分之二。除此類案件當事人特殊量刑困難外，有關人士稱，職務犯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交際面廣，關系復雜，一旦案發，求情打招呼者不在少數。因此，案件審理往往受到諸多乾擾，量刑難度隨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