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1年為開端的這一個五年,應該是中國經濟轉向的最好也是最後的機會 5.1%,2010年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注定將有沈重的CPI數據如影隨形。12月11日,國家統計局提前公布了11月的宏觀經濟數據,這是一個星期六,並不符合統計局一般選擇工作日的慣例。雖然統計局對此給出的官方理由是『為縮短統計數據從生產到發布的時間』,但更多人相信,這是因為此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在召開,這一時間窗口顯得尤為重要。 時間回到一年之前,2009年8月10日,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文章選擇了『中國能否拯救世界』,在它的配圖中,一只胖乎乎的熊貓正在給已經癟下去的地球打氣,而彼時的世界經濟,正是哀鴻遍野。在那一個月,中國的CPI指數同比下降了1.2%,這已經是它連續第七個月出現負增長,而在構成CPI的八大類商品價格中有五種都出現下降。在緊縮的壓力下,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轉向,在那時顯得只是一個過於遙遠的寓言。 僅僅過了一年,寓言就成為現實。作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風向標,12月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按照慣例定下了今年中經會議的基調,即『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在中經會議中,它最終被定格為八個字『積極穩健、審慎靈活』——在央行以名為『適度寬松』實為『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往中國經濟開閘放水多時之後,闊別三年的『穩健』終於重新回到了決策層的桌面。
通脹之懮 穩健之意 一切並非沒有征兆,最明確看到這一變數的人,也許是中國總理溫家寶。今年兩會之前,溫家寶在與網友交流時已經直言:『如果說過去的一年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那麼今年將是中國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也正是在那次交流中,溫家寶回憶了自己童年時『五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因此『我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但在此後不久,房價開始了近年來最凶猛的一次上漲, 北京五環外的房價全面進入兩萬元時代,給了今年物價的全面高企局面一個令人震撼的開端。 事實上早在去年第四季度,就已有諸多業內人士表達了對通脹的擔懮,但從官方層面來看,這樣的擔懮僅限於預期管理,貨幣政策並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當時就曾表態,當前總體政策格局不要改變,2010年的貨幣供應增長率和新增信貸規模只宜做『小規模調整』。 如果僅僅觀察數據,CPI也並非真的那樣讓人揪心。在2008年的2月至4月,中國CPI同比漲幅曾經連續三個月超過8%,遠非今日的剛剛超過5%能比。在當時的中國話語中,一只豬早已不僅僅是一只豬,過去幾年中一直表現穩定的豬肉價格從2007年4月起忽然開始發力,一路狂奔,中途幾乎未有歇氣,引發舉國關注。對比而言,從『蒜你狠』到『豆你玩』再到『姜你軍』,對基本生活的影響似乎沒有那麼大。 有人注意到了上次和這次之間的微妙差異。經濟學家常修澤提醒,在2007年那一輪通脹之前,中國已經連續推行十年穩健的貨幣政策,雖然中間幾經調整,但始終未能突破這一底線基調,然而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後,央行開始了長達兩年的『適度寬松』時期,並最終在2009年使新增貸款達到了9.5萬億這一『天量』;而2010年在已經做出調整之下,信貸總量依然在前十一個月逼近 7.5萬億。 事實上,央行已經事前就主動指出了本次『穩健』的回歸與之前十年的差異。11月中旬,剛剛履新的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金融時報》上以專家身份發表文章《適時向穩健貨幣政策轉變》,當中明確表示『這裡的「穩健」,與2008年之前實行的穩健貨幣政策內涵有所不同。2008年之前的穩健貨幣政策,內涵是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的……而本文所說的「穩健」,指貨幣政策介於寬松和從緊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具體講,它意味著貨幣政策既要改變寬松的基調,又不能「急剎車」。』 現在看來,這一說法完全符合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定性:既要『防通脹』,又要『保增長』。這也是決策者一直試圖在中國經濟的鋼絲上跳出的平穩之舞,其節奏的把握和踩點的准確無疑將面臨極大考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幕當天晚上,央行宣布自12月20日起上調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已經是央行最近30天內第3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密度堪稱罕有,但央行並未選擇最為直接的加息政策來調整貨幣供應量,說明尚在『穩健』的猶豫當中。 『穩健』的餘地正在被各方考量。常修澤分析稱,本輪『穩健』事實上是要處理中國經濟恆定的三角關系:經濟發展、結構調整、治理通脹,因此『穩健的態勢應該介乎於從緊和從松之間,理論上偏緊偏松的機會均等,但我傾向於中性的貨幣政策,因為現在處在經濟恢復常態後的發展階段』。但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明年貨幣政策將趨於中性偏緊。』他分析估計明年貨幣供應量增長將在15%?16%之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決策層對於貨幣的投向將更為『穩健』乃至『審慎』:中經會議已經明確『把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中小企業』。 會前有消息稱,本次會議將會決定2011年經濟增長『保八』目標不變,但CPI調控目標將醞釀提高至4%,突破了中國一直堅守的3%這一通脹調控線。雖然這一消息最終有待明年『兩會』的證實,但從側面可以窺見,對於決策層而言,以可控范圍內的小幅度通脹換取經濟發展不至於減速過猛,方是真正的『穩健』之意。
開局之變 結構之痛 從12月4日至9日,新華社連續刊發六篇特稿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熱,其內容與會議最終確定的2011年經濟工作六大任務遙相呼應。六篇特稿以旨在防通脹的『物價衝擊波』開頭,以『結構調整成當務之急』的『展望經濟前景』收尾,准確展示了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另一個艱巨的使命。在迫在眉睫的穩定物價之外,作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 2011年的中國經濟將探索在調整經濟結構領域更大的可能。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幕之前,央視《經濟半小時》對100位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進行問卷調查,第一個問題即是『您認為明年中國經濟的首要任務是什麼?』結果顯示,43%的人選擇了調整經濟結構,其次纔是38%的人選擇了遏制通脹,在做出第一個選擇的人當中包括堅定的改革派吳敬璉,過去幾年中,吳敬璉幾乎在一切場合不厭其煩地說這兩個字:改革。 在《『十二五』平衡的難點在哪裡?》的文章中,吳敬璉提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已經提出多年了,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提出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過了十年以後,到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又提出要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紅線。為什麼沒有能夠順利地實現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標呢?』 這位參與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一切重要進程的老人回憶,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各方對此已經做過深入討論,結論是存在若乾體制性障礙,而這些體制性障礙又最終被歸結到一條,『政府仍然保持著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那樣過大地配置資源的權力』,破解這一障礙的方法,只有兩個字:改革。『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推進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張曉晶也認可這一判斷。在其看來,經濟結構的轉變之所以在接近三十年中始終舉步維艱,其原因既有經濟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也不可忽視既得利益集團強有力的阻礙。此外,2007年高層在話語體系中實質上已經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隨後的金融危機再次打斷了改革的進程』。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再次重復了這個縈繞已久的悖論:一方面是在不改變結構的現狀下,中國經濟很難承受低於8%的增速;另一方面則是如果一直想維持經濟的高速發展,又失去了改革的可能,因為改革必然意味著犧牲部分當前利益。 『這是悖論,也是打破悖論循環的一個契機。』張曉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以現在中國經濟超過10%的GDP增速,和『可能不能承受』的低於8%之間,尚存在改革的空間,『從2011年開始的這一個五年應該是中國經濟轉向的最好也是最後的機會,因為我們知道車輪不會一直像現在這樣高速運轉,它一定會有停下來的一天。』(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文/李靜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