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在《求是》雜志撰文指出：黨委新聞發言人建設要注重實效，防止『一哄而起』；中央部門和地方黨委條件成熟的可設專職新聞發言人。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近日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的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在『非典』後經歷了跨越式發展，國新辦、國務院各部門和省(區、市)政府三個層次新聞發布制度已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逐漸推開。但整體來看，我國的新聞發布工作尚處『初級階段』，還有很大的完善空間。

要得100分，必須做到『四個滿意』

　　記者：2007年，你曾給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打了個『及格』，三年來我國新聞發布制度建設的整體情況如何？王國慶：2003年在應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過程中，我國的政府新聞發布和新聞發言人制度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在此過程中，我們對政府新聞發布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也有了新的認識，自然而然地把三個層次的政府新聞發布和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帶入一個跨越式發展的階段。從這一年起，國務院各部門、省(區、市)人民政府紛紛建立新聞發布制度，設立新聞發言人。一時間，『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成了媒體上出現頻率極高的名詞。2007年夏，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節目專門做了一個新聞發言人系列節目，主持人要我給當時的幾位新聞發言人打分。打分是件很難的事，但為了推動工作我還是打了個只能算『及格』的70分。記者：如果現在再請你給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打分，你的回答是什麼？王國慶：我還是要強調，這個分不好打。新聞發言人制度和新聞發布工作要想得100分，我以為必須做到『四個滿意』：黨和政府滿意、媒體滿意、公眾滿意和新聞發言人對自己的『表現』滿意。做到四方面都滿意是不太容易的。總體來說，這三年來我國新聞發布制度建設和政府新聞發布工作又取得了不少新突破，積累了不少新經驗。就北京而言，黨中央國務院機關部門的新聞發布會、北京市各級政府的新聞發布會此起彼伏，到處『冒泡』，已經初步形成了當初我們提出的工作目標——激活所有可能的媒體報道信息源，要讓記者們忙碌起來，『四處奔忙、疲於奔命』。記者：王晨主任說，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要注重實效，防止『一哄而起』，這是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走到今天的經驗之談嗎？王國慶：我理解應該是。2003年初的全國外宣工作會議提出了建立國務院新聞辦、國務院各部門和省(區、市)人民政府三個層次的政府新聞發布機制。到了各省(區、市)就有了省政府新聞辦、省政府各部門和各市(地)政府的三個層次政府新聞發布機制，再往下還有延續，層層下延，連街道都設立了新聞發言人，確實出現了『一哄而起』的局面。新聞發言人是有了，可是有的新聞發言人只是把頭銜印在名片上，並不『發言』。有的新聞發布工作部門的聯系電話公布了，但沒人值班、沒人接聽電話。有些地方原本記者采訪就不容易，設立了新聞發言人後，一些官員把記者的采訪要求一概推給新聞發言人。我們經常聽到記者抱怨，新聞發言人制度成了官員躲避記者采訪的擋箭牌！在推動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上，我們當然不能重蹈覆轍，而強調要注重實效，循序漸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推進。

『激活』高質量的媒體報道信息源

　　記者：2006年後，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在經歷了放量增長階段以後，應該進入到了『精雕細琢』的階段。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作為『國家標准』，領跑起來有無壓力？王國慶：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最多時一年舉行過84場新聞發布會。到2006年，當政府新聞發布工作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以後，我們意識到，提高新聞發布水平、增強信息發布的輿論引導有效性是政府新聞發布工作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為此，對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提出了『不求數量求質量』的工作要求。降低數量標准，還有一個局外人不一定清楚的原因——由於我們的努力，把『所有的信息源』都激活了，記者們四處都可找到下鍋的『米』，沒有必要再死盯住我們這個『飯碗』了。國務院新聞辦的發布會也不再像以往那樣場場『叫座』，有時一場發布會到會采訪的記者只有三四十人，現場冷冷清清。從對發布會的媒體報道情況跟蹤，我們也意識到，我國政府新聞發布工作已經到了上層次、上水平的階段，必須從提高質量下手，增強新聞信息發布的權威性、針對性、有效性，用及時、有效提供權威信息的方式去幫助在找『米』和等『米』下鍋的媒體記者完成采訪報道任務。一是在增強權威性上下工夫。譬如，為配合我國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營造有利的國際國內輿論環境，我們會同有關部門在今年年初策劃了系列新聞發布活動，請經濟金融部門的『一把手』出席發布會，增加發布信息的『含金量』和媒體的聚焦度。實踐證明，這個策劃是成功的，『一把手』登臺發布的可能是同樣的信息，但因為他的頭銜、他的知名度，發布會的記者出席率就高，媒體的報道篇幅、位置和報道量就不同。二是在增強針對性上下工夫。國內外媒體，特別是國外境外媒體對我國的核電工業、戰略石油儲備等敏感話題十分關注，但他們又很少有機會采訪有關領導，更難有機會到實地采訪。為此，我們專門與有關部門溝通，策劃了一次國家能源部門負責人的專題新聞發布會，組織中外記者到三門核電站、國家石油儲備基地等采訪。這次新聞發布和集體采訪活動，大批記者『蜂擁而至』，媒體報道情況當然就非常好。三是在增強有效性上下工夫。譬如，這兩年我們多次嘗試將新聞發布廳的新聞發布同發布內容相關的實地采訪相結合，以此吸引記者，提高新聞發布的有效性。為了向媒體通報上海世博會籌辦的情況，我們就曾會同上海市政府邀請中外記者在上海舉行新聞發布會並采訪世博場館的建設。這麼做，既有權威信息，又有現場氣氛，可以幫助記者寫出既有深度又有現場感的報道，當然受到記者歡迎。

地方與『國家級標准』還有多遠

　　記者：地方新聞發布工作距離國務院新聞辦提出的『國家級標准』還有多遠？王國慶：盡管標准是統一的，但應該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去評價那裡的新聞發布工作。但我始終強調，評價一個地方、一個部門的新聞發布工作，不在於『一年舉行了多少場新聞發布會』、『多少媒體出席了發布會』，而要看輿論引導的實際效果，新聞發布在各種情況下能不能及時啟動，能不能有效地引導和影響媒體按照新聞發布的策劃進行報道。記者：從2003年到現在這7年間，我國政府新聞發言人的整體水平該如何評價？王國慶：近幾年來我國政府新聞發言人的總體水平提高是非常明顯的，也湧現出了一批各級新聞發布平臺上的『明星』發言人，他們政策水平高、業務能力強，善於同記者交流溝通。前些年還經常有新聞發言人在舉行新聞發布時怕被記者『刁難』，希望『不被提問』、『不被追問』。新聞發言人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來自媒體記者的挑戰和壓力。如果新聞發言人能經常被那些思想敏銳、熟悉情況、提問尖銳的『刺頭』記者逼得『走投無路』，那他們的能力水平肯定會大幅度提高。如果在發布會上記者經常不提問或提問水平不高，那麼和他們打交道的新聞發言人的水平也不會高到哪裡去！所以我在一些地方就提出過培訓記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