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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今後我國的改革規劃,『十二五』規劃《建議》有一段重要論述,指出:『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改革優先順序和重點任務』,要『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些論述集中體現了我黨對改革的總體認識,是我國今後改革的一個總的指導方針。
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從下到上、先易後難的漸進式改革
我們過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這種改革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它是漸進式的改革,是從下到上、先易後難的改革。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從基層率先發動改革,工人、農民優先獲益,所以他們支持改革。但是進入到上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從生產領域轉到流通領域,從經濟領域轉到社會領域,從一般部門向壟斷部門和公共權力部門推進,改革的受益群體開始從農民、工人轉向了精英群體。改革越深入,精英群體從改革中獲得的利益越多,農民、工人獲利減少。因為他們沒有掌握公共權力,也沒有掌握公共資源。
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改革方式繼續推進就遇到困難,原因有兩方面:第一,隨著信息化、市場化的深入發展,人民群眾素質提高以後要求公平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第二,改革30多年以後的今天,我們需要從下到上推進的改革領域已經越來越少,需要從上到下推進的改革領域越來越多,而且大多涉及上層建築的整體改革,風險大、成本高,牽一發動全身,但是不改又不行。改革到今天需要處理諸多關系。比如說黨政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企業與居民收入關系,等等,都是決策時需要考慮的。這就要求,我們今後的改革必須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的新變化,上層建築必須進一步創新。
中國改革的動力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需要尋找更新的改革路線
當前,中國改革的動力結構也在發生變化。30多年前中國的改革動力主要來自於內部,而當前和今後中國改革的動力既來自內部,也來自外部。
從國內而言,目前中國正在形成一個逐步支橕社會主體的中等收入群體,而且這個群體人數眾多,未來很可能成為中國最大的階層。他們有理想、有知識、有財產、有理性,對社會的需求,既要求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又要求社會公正、平等、透明,而且有著強烈的維權意識,希望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社會。
從國際環境看,隨著中國的繁榮富強,國際地位不斷上昇,最終將成為世界多極格局當中重要的一極。中國是一個開放社會,所以中國每一項改革推進都會與國際息息相關,受到它的制約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再想關起門來搞改革就比較困難,國際社會會要求中國的『游戲規則』制定不能與國際慣例相背離。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既是自己的事,也與國際化高度關聯,簡單地套用過去的辦法來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們應該找到更新的改革路線。更新的改革路線是什麼?就是需要『頂層設計』。
其一,從上到下、以難帶易、內外聯動、重點突破。中國當前和今後應該緊緊地把握國內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國際政治結構的新變化,以走強國之路為目標,化危機和壓力為動力,采取從上到下的改革路線,從難的方面率先攻關突破。同時,把內部改革和對外開放結合起來,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起來。通過外部施加壓力,增強改革的內部動力。實現這種改革路線,就是要針對難題,選准影響當前和今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問題,自上而下集中力量進行改革,協調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系,協調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內外改革之間的關系,為中國下一步發展創造制度條件。
其二,中國下一步改革需要頂層設計,要在宏觀層面上有整體推進方案,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改革設計的整體方案包括今後中國改革的整體思路、基本方向、最終目標,等等。改革設計應該有整體設計、長遠設計,也應該承前啟後,上下銜接。為了更好地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使社會成員均等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必須對社會權力的結構進行科學配置,這也是個大問題。
其三,改革的頂層設計要既有利於國內現代化,又能適應全球化進程要求。首先要從上層建築領域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降低下一步經濟社會發展的阻力;要考慮怎樣讓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更加適應,讓民主體制跟法制體制更加配合,讓政府與社會、市場與政府、中央與地方、國企與民企的關系更加和諧。在這個大思路下,在黨政關系方面下一步可以考慮優先推進黨內民主,並適時調整黨政關系,把公共管理、社會事務管理方面的事情,更多地交由政府去完成。至於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改革的方向是政府要有邊界,乾預的范圍要限定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要給市場經濟發展留出足夠的空間。為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這樣纔能讓政府與市場之間有邊界,不至於把本來理順的關系又扭回去。
其四,用人制度也要改革。要逐步擴大差額選舉,擴大社會招聘范圍。今後應該擴大招聘范圍,擴大差額選舉,加大公推直選的力度,讓更多的優秀人纔通過公平競爭進入關鍵部門和崗位。今後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原則是用人公平、公正,不能讓工人、農民的孩子花了十幾萬元上了大學,畢業以後卻找不著工作。在我們的社會中,一個人找不著工作沒問題,但是如果幾十萬人找不到工作,那麼就成了社會大問題。
改革就是要對原有利益結構進行再調整,這種調整必然有人要損失利益,包括權力、資源,所以肯定會有阻力。改革要破除阻力,實現再平衡,這需要大勇氣、大智慧。今後在體制改革方面的突破口在於公共權力、公共資源兩方面。公共性產品一定要用在公共事業上,因為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是公眾的,要為多數人服務。要從制度上防止『兩公』集團化甚至『個人化』。
我國社會經濟結構已經進入轉型加快期,順應這種轉折性變化,必須創建新型社會管理制度
當前,中國進入結構轉型加快期。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是在中低收入階段建立、改革並不斷完善起來的,它適應於『生產型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口結構特征是農村人口多、城鎮人口少,低收入人口多、中等收入者人口少;經濟結構是生產多、消費少。今後隨著中國逐步跨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社會結構將發生三大變化:一是人口結構將以農村為主轉為以城鎮為主;二是社會階層結構將從『啞鈴型』轉向『橄欖型』,中等收入群體將在人群中佔大多數;三是經濟結構將由『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面對第一個變化,如果不能從宏觀層面上迅速改革阻礙農民進城落戶的戶籍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給予他們平等的權益,那麼,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必然會從農村轉向城鎮。屆時,在兩種制度安排下城鎮生活著3億-4億農民工和6億市民,農民工在城鎮處於既流動又集中的狀態,而且他們年輕、有知識、有見識,容易集聚,有較強維權意識。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新一代農民工再也不會接受較差的工作福利條件和較低的社會地位。這樣,滯後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將會拉近、積累和激化城鄉矛盾,使得城鄉居民兩個群體在不平等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上,由過去在兩個空間中遠距離分裂變成同一空間中近距離對立,這將給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因此,針對這種可能的變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風險也就越小。面對第二個變化,我們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種『摸著石頭過河』、『給飯吃』的辦法搞改革開放。因為,正在迅速成長著的中等收入群體,他們對社會需求也不同於低收入者那麼簡單。面對第三個變化,我們的管理體制需要從以往用很大精力組織招商、組織生產和做大GDP,轉向做大居民收入、組織消費。顯然,中國目前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政治經濟體制,還不能很好地適應這種變化,今後要主動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個與『橄欖型』社會結構相配套的現代社會管理制度和政治經濟架構。
無可置疑,中國經濟社會結構已經進入轉型加快期,必須順應這種轉折性變化,變被動改革為主動變革,改革傳統體制,創建新型管理制度,推進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 (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 馬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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