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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堵車畫面截圖 |
『再不走,我這輩子恐怕真要打光棍了!』今年31歲的何海軍在北京一家官方網站打拼了5年,經人介紹,他已相親不下10次,盡管纔貌俱佳,但對方得知他是個無房戶後,最終都委婉地以『我們不合適』為由匆匆結束。
經歷多次打擊之後,何海軍決定離開北京,投奔山東一家民營企業:『至少,那裡生活壓力相對小,幸福指數要高。』
由於中國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嚴重,何海軍們不得不逃離『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到二三線城市尋求新發展。但有進入中小城市的人們發現,在這裡也出現了『大城市病』的跡象。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癥狀』已經開始向一些中小城市蔓延,有的地方還表現出加劇的趨勢。
『這裡的城市病越來越明顯了!』3年前迫於生活壓力,從上海回到家鄉甘肅省蘭州市的王盈盈滿腹不解:『蘭州怎麼堵車也越來越厲害,而且冬季空氣質量太差,今年入冬以來,已經有好幾天是嚴重污染了。』
不僅如此,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規模擴大,『堵車』這一『大城市病』正快速由中國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傳染』。
『中小城市堵車的速度一點也不亞於GDP增長速度。』在南京市一家藥業公司工作的李凱說:『南京上班時間早晨六點半就開始堵,一些重點路段200米的路開車要走20分鍾。"大城市病"在這裡傳染得很快。』
剛剛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趙欣怡很不習慣烏魯木齊沒有自行車道:『自行車道已經全部被機動車擠佔了,這裡打的又很難,每天上下班只能坐公交車,很無奈。』 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已經背負著一線城市高房價的中國人還發現,一些二三線城市逐漸出現了『一線房價』。『借錢也要先買套房子!』剛剛從北京回到西安的王輝說,『這裡房價漲得這麼快,得早下手。』
『看病難』在一些中小城市同樣存在。烏魯木齊市民王海英早晨5點起床後,便匆匆趕往新疆中醫院排隊掛專家號,而當地上班時間是上午10點。
『我去的時候已經有十幾個人在排隊了。』王海英說,5年前,烏魯木齊不可能有這種情況,這幾年人口增長太快了。
一些專家指出,近些年,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越來越不堪重負。當人們逃離大城市轉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時候,實際上同時也把大城市的壓力轉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復制或被傳染了『大城市病』。對此,不少部門和專家已經表示,要警惕二三線城市患『大城市病』。
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現,中國許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辦法,『新城區』『老城區』『城市西擴』『市中心東移』等等,都是各地應對『大城市病』的努力與實踐。
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時,開始追求『幸福指數』、『健康城市』、『綠色城市』,以減少『大城市病』的深度傳染。
許多中國政府官員已經意識到,當今中國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並不簡單取決於人均GDP或人均收入,還取決於當地的自然環境、居住條件、安全狀況以及市民的精神狀態等。
在這一理念指引下,重慶市計劃用兩年半時間解決『十件民生大事』,以提昇重慶人的『幸福指數』。 吉林省長春市則將創建『健康城市』作為治療『大城市病』的一種選擇,力爭到2012年,使市民健康素質、環境健康水准、社會健康評價達到國內先進水平。而江蘇省江陰市、河南省平頂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則把『幸福指數』納入到了對當地官員的政績考核中。
杭州市自2008年5月推出城市免費公共自行車後,許多公共自行車的『壽命』大大縮短。但有專家認為,把公共自行車騎壞了,從某個角度講是好事,自行車的負荷越重,說明開車的人越少。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馮鋼指出,自行車成為『免費午餐』,是治療城市病的一項有益探索。
在中國東部,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人把戶口從城市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專家分析,『逆城市化』有助於解決城市空間壓力等『大城市病』。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關於『十二五』的規劃建議提出,城市規劃和建設要注重以人為本、節地節能、生態環保、安全實用、突出特色,強化規劃約束力,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城市藍皮書》預測,大約在『十二五』中期,中國城鎮人口與鄉村人口將首次持平。對傳統農業大國而言,這是極其深刻的變革。從這個意義說,有了和諧城市,有了宜居城市,纔有國民幸福。
而中國建築科學院原院長王有為則建議,各地在構建『綠色城市』中要走本土化之路,根據當地氣候、環境、資源、經濟和文化等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利用當地資源建設『綠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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