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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山縣位於大別山南麓。從山腳下的英山縣城驅車盤旋而上,走百裡多的山路,纔到得了事發地陶家河鄉佔河村。
這也是唯一一條上下山的道路,如果遇到了大雪封山,陶河福利院就與世隔絕了。
因為海拔高,靠近水庫,平均溫度要比山下低五六度,即便是在有陽光的冬日,還是能夠感覺到福利院裡清冷的氣息。老人們在勞作,但能夠從他們的眼神和表情裡略窺一二:部分人是有智力上的問題的。
但真實的數字還是嚇了我一跳,17名老人,10名是聾啞人和智障者。
對於儲應運之死,基層官員們自然是怨聲載道,急於和此事撇清關系。他們稱雖然是省民政廳建起了福利院,但日常運轉的事務和責任全在鄉政府一級,財力無法承受,並歷數基層民政工作之難。
農村福利院建設的初衷本沒有問題,比起這些老人們被遺棄的可能性,有遮風避雨之地自然要幸運得多。遺憾的是,後期的資金投入和管理不足難以讓『福星工程』真正成為老人的福星。
我們常常把悲劇的原因引向制度的缺失。但儲應運之死,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冷漠。
他是孤獨的。生前為周遭的人所嫌惡,死後被所有親戚做籌碼。
他去世的那一晚,除了自己,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整個夜晚,他都沒有發出聲響,也沒有吃任何東西,電視房裡嘈雜的節目和有人從窗外經過的身影,他應該是聽不見看不見,只能隱約分辨氣味、寒冷和黑暗。
如果追根溯源,他原本可以不用到福利院來,他原本可以得到更多的關懷,他原本可以被院民們解救,他原本可以安度晚年……只是人性裡的善,被環境、貧困、無知、怯弱等諸多因素裹挾了。
對於這樣一群聾啞人和智障者,怎樣纔算是最好的生活?這個問題,我也想不出一個答案。
集中起來生活在福利院是一個辦法,但除了更多的公共財政投入和更完善的管理方法外,是不是應該先糾正我們對個體生命的態度。
儲應運不是民政政績工程裡的一顆棋子,而是一個鮮活的人,無論他有怎樣不符合規范的舉動,他的生,他的死,都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關懷。
突然想起儲應運的侄兒見到我的第一反應,不是和我說話,而是用我聽不懂的方言和當地政府官員交流,大意是,並不願意接受記者的采訪:他擔懮官員們懷疑是他找了報社來報道,這會影響給他的賠償。
他講述儲應運去世之前曾經想離開福利院,因為恐懼被火葬。他安慰叔叔說,已經買好了料(棺材)。
『那你帶我回家,我睡在料裡。』儲應運馬上哀求他。
這段讓我覺得心酸的對話,在儲佑安和當地官員的笑聲中一閃而過,再不存一點聲息了。(朱柳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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