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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在中國將不僅是一個健康問題,而且是一個階層問題。具體而言,中國大多數的肥胖者將集中在社會中下層人群中,其他體質不良者亦將如此。
2010年春天啟動的第三次國民體質監測目前已進入匯總分析階段。雖然還沒有公布最終結果,但各省監測數據已上報至國家體育總局。從各地發布的消息看,中國人的體質除了延續令人擔懮的狀況外,開始趨向階層分化。
此前在2005年公布的第二次國民體質監測結果中,已經出現較為明顯的城鄉差距和『東高西低』態勢。
雖然從生活方式的角度講,飲食及生活習慣都會對體質產生影響,但身體素質更多反映了不同人群的體育鍛煉情況。記者獲得的多項調查統計則顯示,由於經濟以及空間、時間上的限制,一些城市下層居民可能喪失體育運動的權利和機會。
除非提供更好的公共體育福利,否則體育權將進一步向中上階層集中。
一項涉及七個不同規模城市的調查甚至顯示,辦事人員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是對體育運動最為了解的三個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參加體育鍛煉的頻率高居社會各階層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以戶籍為依據,國民體質監測並沒有把農民工這一城市底層人群納入監測范圍。
肥胖的『階層屬性』
肥胖問題一直是中國首都市民身體健康的一個重要挑戰。
『2000年前我們就發現肥胖人數增長太快。針對這種狀況,北京市體育局曾提出,希望大家都動起來,所以當時全民健身計劃的口號是,「一人動則一人強,一家動則一家強,家家動則民族強」。』北京市體育局群體處丁冰回憶說。
動員了幾年,到2000年第一次國民體質監測時情況仍無好轉。當時體育主管部門的乾部們都有些泄氣,組織了這麼多群體活動,北京市民的身體素質還是沒有提高。
北京市體育科技所群體處主任譚京京回憶說,2005年的監測結果出來後終於發現,城市人口的肥胖情況有所緩解,但是農村人口仍然嚴重。
『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北京市建了不少「體育生活化社區」,力爭「把場地建在身邊,把體育融入生活」,報紙上也大篇幅地宣傳「少油少鹽」和「粗纖維」的好處。但是接觸這些新生活方式最快的仍然是城市人群,尤其是城市的非體力勞動者。』譚京京說。
2010年監測數據又一次將肥胖的『階層屬性』提了出來。
『雖然最終結果還沒有出來,但我們已經可以知道,北京市民中尤其是體力勞動者的肥胖人口增長速度又上來了。』譚京京說。
腰圍是衡量肥胖程度比較重要的一個數值。譚京京說,根據2005年北京的數據,城市女性的平均腰圍小於農村女性,而多數城市男性腰圍大於農村男性。
其中,女性體力勞動者的腰圍基本大於非體力勞動者,男性體力勞動者的腰圍除了50至59歲這個階段以外,都大於非體力勞動者。
『肥胖的問題是生活方式的問題,除了體育鍛煉之外還受到飲食習慣的影響。』譚京京說,雖然各種健康類的雜志和報紙都在反復向人們灌輸健康的飲食觀和運動觀,但是不同階層的人對新理念的接受程度以及經濟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雖然肥胖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但根據丁冰的估計,北京市民的體質狀況在全國還屬於中等偏上水平,『畢竟北京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人們的經濟收入水平還是不錯的,這直接影響人們的體質水平。』
青海省西寧市體育科技所高原訓練研究室副主任祁繼良的擔心則有所不同,『從前兩次體質監測來看,我們高原體質的人,心肺功能與平原體質的人相比較來說要好一些,肥胖的人比東部地區少。但是其他問題不少,都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
祁繼良對記者說:『在青海,大部分人做得最多的運動就是散步,因為散步是最省錢的運動方式。但是和專業器械鍛煉相比,效果微乎其微。』
他認為,體育在本質上也是一種消費,但是在青海大多數人還不具有這樣的消費能力。
『體育消費』的階層差距
丁冰說,早在1997年時北京市就做過一次成年人體質監測。他們把人群分為五類:公務員、科技人員、商務人員、農民和工人。結果顯示,農民體力最差,科教人員和管理人員的體質狀況最高。其原因是農民們不再下地勞作,勞動鍛煉減少,其他運動又沒有跟上來。同時,他們更喜歡吃肉喝酒。
到後來的國民體質檢測中,城鄉差距愈發明顯。『肺活量、握力、閉眼單腳站立時間、平均反應時等等身體素質的測試結果,城市都好過農村。』譚京京說,通過問卷他們也發現了真正的原因。『農民在閑暇時間選擇體育鍛煉的比例只有14.9%,城市人口的鍛煉比例是37.7%。每周參加一次以上體育鍛煉的,農村人口中只有30%,而城市裡的比例超過60%。』同時,鍛煉的內容也有很大差異:城鎮人口在閑暇時選擇球類、游泳、健身體操、自行車、登山等項目比例要明顯高於農民,農民選擇步行、跑步等項目比例則高於城市居民。
2008年,北京市曾配合國家做過一次國民健康測試,這次測試的結果再一次說明:生活質量和體質水平是直接相關的。
『隨著其收入水平的變化,大家的消費行為也會發生變化,生活質量也會發生明顯的改變。』譚京京說,『人們在滿足了正常的休閑活動之餘,纔會考慮運動,尤其是需要場館和器械的體育活動。中、低收入的人群,平時的生活壓力就很大。在遇到體育鍛煉與其他休閑活動相衝突時,選擇體育鍛煉的概率就會比高收入人群小。』調查時,在『體育消費額度』這一欄填寫了具體數字的人非常少,而且集中在城市高科技人纔、公務員等職業中。同時,去體育場館鍛煉的基本沒有農村人口,『農村居民都是在免費的公共環境下鍛煉,比如街道或者馬路邊上。』
誰的體育運動
與更注重數據結果的國民體質監測不同,2005年以來的多項專項調查顯示了城鎮居民體育運動的差異。
以天津體育學院研究生導師李軍2007年發表的一項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社科項目為例。在將天津、西寧、武漢、金華等七個不同規模城市的城市居民劃分為九個社會階層後,調查顯示,除了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首選鍛煉內容是需要場地和器材球類項目外,其他各階層都首選跑步散步。
李軍告訴記者,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在對體育運動的了解、參加運動的頻率、體育運動的時間等項目中幾乎都名列前茅甚至位居第一。而上述兩個階層多受制於沒有時間進行體育鍛煉。值得注意的是,中上層社會更多選擇『社交』作為體育運動的目的。城市不同階層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目的呈現出階層分化。
河北省多位大學體育工作者的調查課題則顯示,如果以職業為基礎,根據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將小城鎮居民劃分為五個不同階層,那麼隨著社會階層的降低,在馬路邊進行體育鍛煉的比例逐漸昇高。而在調查所羅列的自家庭院、收費場館、公園學校中,馬路邊無疑是最無安全保障的。來自安徽和廣東的研究者則著文說,早6點至晚9點的城市道路是污染最為嚴重的時間和地點。
事實上,作為最近一屆夏季奧運會金牌總數第一的體育大國,中國現行的《體育法》中甚至沒有對公民『體育權利』的規定。雖然在1995年一並頒布的《全民健身計劃綱要》中有所提及,但保障體育運動空間、體育設施以及相關投入無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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