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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擔任教授的張維為,最為中國學界和讀者熟知的身份是中國發展道路的堅定支持者。張維為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翻譯,後留學瑞士,成為國際關系學者。『我走了100多個國家,發現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都不成功,這使我對西方整個話語體系產生了懷疑。』他對記者說。他在自己的書和文章中多次指出,基於他行走百國的經驗,橫向來看,中國發展道路是『最不壞』的。中國的未來,『不是所謂「把故宮拆掉建白宮」,而是制度創新,建立超越西方的,更適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張維為還說,『西方的「中國崩潰論」持續了大約20年,現在已經崩潰了,因為西方對中國的悲觀預測都以失敗告終。現在輪到國內的「中國崩潰論」崩潰了,我估計不要20年』。他為此寫出了新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面對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的崛起,我們要有點歷史感,看歷史上其他大國崛起時候的情況,付出過多少代價。中國人最沒有理由悲觀,中國崛起的大勢放在那裡,不可阻擋。』他對記者說。
『中國發展經驗的基本特征已經成型,而且應該堅持下去』
記者: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30年來發展的成功經驗被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者稱為『中國模式』。你是『中國模式』堅定的支持者之一,但有學者認為,中國還在探索前進道路的過程中,不能稱之為『模式』。你如何看待?張維為:我講的『中國模式』,就是『中國道路』,只是因為國際上把『中國道路』都稱為『中國模式』,所以我用了國際上大家都能聽懂的語言。這個『模式』,跟所謂『浦東模式』、『重慶模式』、『溫州模式』、『深圳模式』一樣,就是指自己獨特的發展經驗的總結,而且是開放的,發展中的,可以不斷完善的。但中國發展經驗的基本特征已經成型,而且應該堅持下去。我在書中把它解構為『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八個基本特點。這是對中國比較行之有效的經驗的一個總結。至於未來方向,當然不能是所謂的『拆掉故宮建白宮』,而只能是制度創新,我們要建立超越西方的、適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我們也正在這樣做。『沒有最好的,只有最適合的』,這句話是真理。
『基尼系數很難把中國的問題說清楚』
記者:我們來談一些具體的問題。你在書中特別指出,以『基尼系數』等西方指標來衡量中國的發展是不客觀的。為什麼?張維為:西方制定的指標往往脫離非西方國家的國情,也脫離中國的國情。比如基尼系數就很難把中國的問題說清楚。我們中國收入最低的是農民,但我們進行過土地改革,我們的農民有地有房,而90%以上的發展中國家沒有進行過土地改革,農民既沒有地也沒有房。只計算貨幣化的收入,怎麼能說明中國農民的生活情況?我們至少應該把農民的地和房子的價值也折算進去,再來進行橫向比較,纔會比較客觀。但基尼系數不計算這些,只計算貨幣化的收入,所以這個概念很難說明中國的真實情況。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應該根據中國的民情國情出發,開發新的指標體系,然後推向國際。標准競爭畢竟是世界上最激烈的競爭。記者:你覺得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在哪些方面?張維為:中國面對很多挑戰,但我還是這個觀點: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貧富差距、腐敗、環境等等,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天在這方面出現的情況也並不比他們當時更嚴重。我們也有可能解決得更好,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更多的資源。對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態度是:先肯定、再改進,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績,在此基礎上逐步解決問題,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樣,一下子就全部否定。中國這樣的國家崛起的規模、速度,人類歷史上沒有過,走到這一步很不容易。在歐洲,這樣的崛起時代已經打了至少100場戰爭。中國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我做過統計,從1840年到1978年的130多年間,中國最長的太平時間沒有超過9年。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是第一次打破了這個怪圈,所以中國取得了今天的成績,很不容易。再給中國10年的穩定,中國還會給世界更大的驚喜。
中國要『通過自己原創的研究』,擺脫西方話語的束縛
記者:你做學者之後主要的工作之一,似乎是在向西方、特別是歐洲解釋中國。你一般怎麼面對他們尖銳的問題?張維為:我今年2月還要去海牙,到荷蘭參議院講中國發展模式。在歐洲講中國,有時候難免要辯論一番。主要是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太大。但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地辯論。比如他們總是說『中國入侵西藏』。對於這一點,我就實事求是地反問:如果是『入侵』,那麼請你告訴我西藏是什麼時候獨立的?他們說1912年辛亥革命前後,西藏宣布過獨立。那我就問:但那個所謂獨立,有沒有國際承認呢?你們西方國家也沒有一個承認過西藏1912年的所謂『獨立』。中國中央政府當時國家內亂,無暇自顧,但也沒有承認。沒有國際承認的獨立能算是獨立嗎?這是不符合國際法的。西藏是中國一部分這個事實,沒有任何西方主權國家政府質疑過。事實上,對於國際上很多對中國不公正的指摘,我們都需要有一種除了理論上事實上的陳述之外,還要有一種比較簡易的、別人能聽懂的表述方式。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弱點——實際上中國崛起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我們還沒有講好。這方面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記者:這牽涉到一個更大的軟實力戰略的問題,中國需要全面提昇自己的軟實力和話語權。對此你有什麼建言?張維為:我們現在要做的重要的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我講個具體的例子。我們在非洲做了這麼多的好事情,但西方可以一下子把我們污蔑得一塌糊涂,說我們在跟違反人權的政權打交道。我們現在官方的回應是,中國『不乾涉內政』。這也是一種話語,但效果比較弱。無論在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中,有道德優勢的話語纔是強勢話語。所以我們可以說,根據中國人的理念,消除貧困就是促進人權,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權,因此中國幫助非洲消除貧困,就是促進非洲的人權,任何國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礙別的國家幫助非洲消除貧困。這樣的話語就強勢得多。我們的學者要通過自己原創的研究,擺脫西方話語的束縛。西方的話語體系其實有很多問題,比如為什麼政治權利一定要比其他權利重要,如果你去多數國家的民眾中做個民調,一定不是這個結果。在這方面我們的學者要進行獨立的開發和研究,一旦突破就會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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