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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前,題目稱為『當代文學史』的著作很多,但都是從1949年談起,『當代』比『現代』長,而且越來越長,這個奇怪的命名錯位,成為特殊的中國式『必也不予正名』。治中國文學的巨大數量的學者,當然也在關注這一段中國文學,只是稱之為『新時期』。如果『新時期』延續至今,就不再是『新』時期。命名如此,各種著作的論述重點所在也如預想,一般把重點放在一段年代,此後的只是充滿遺憾的餘音。
如果把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切成三個三十年,那麼1978-2008是我們明明白白當之無愧的『當代三十年』。『當代三十年』的中國文化,幾乎是坐過山車,轉彎,轉彎,再轉彎,似乎能轉的彎子已經轉完,全世界又開始轉彎,全球的文化結構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國作家和詩人,在這三十年中更新換代的速度頻率,應當說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劇烈:先前世代,更新是按年齡推移的自動推進,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纔人出;如今是奇峽深谷,急流中不由自主。當代中國文壇,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壇,而是中國與世界文化巨變中的文壇,不僅文壇在變,而是整個文化在變,這個變中有變的局面,不是任何一國的任何一代人能想象。
無怪乎關於當代文學三十年的歷史見不到:應當說,這比任何一段歷史更為難寫。固然,任何當代史作為歷史,本來就是特殊的歷史,當代人物尚難蓋棺定論,當代運動尚是餘波未息,當代潮流還正方興未艾,已成歷史卻尚未成為歷史,正在發生卻已經成為過去。要為這樣的『准歷史』寫史,本是難中之難,更不用說這三十年文學思想糾結纏斗,傾向爭執不下,流派爭相出頭互不服氣,人物更是你爭我斗搶奪有限的曝光率。
此種情形,使當代文學的全貌,以難寫著稱,散篇文章雖多,作家論,流派論,也並不少見,海量的資料,令人無從下手,於是《年表》好編,歷史難寫,因為歷史必須是對事件的敘述化,必須把散亂的人與作品串成項鏈。學院派往往為之束手,理論家或會言不及義,而從三十年走過來的如我這樣的當代人,更可能被過近的距離所迷惑,被最初的人際交往感受所誤導。最主要的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演變,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意義上文學的范圍,新的文學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講解方式,甚至閱讀方式。三十年前的讀書人,今天可能不再讀當代作品,正如三十年前的作家,哪怕執筆也不會再寫『當代』作品,當代人看的作品。
在歷史學中,一直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與『當代人不能寫當代史』兩句話,語句似乎相反,卻是一個意思:對『歷史』必須拉開足夠的審視距離,這個距離給作者以當代視野,歷史要作為當代史從內部看,也要作為非當代史從外部看。因此,當我見到纔二十五歲的韓?寫出的《新文學檔案(1978-2008)》,反而覺得理應如此。不會讀怎麼談得上理解?再『深刻』的文學理解和藝術感悟,也只是隔山打牛,不著邊際,哪怕有所評論,也會有所顧忌,怕被說偏見,怕被指為落伍,而刻意曲折回避。
韓?是個早熟的學者。和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他對當代文化中的新事物極為敏感,興趣盎然,這是我嘆為觀止的;但和他的許多同時代人又不一樣,他好學不倦,興趣面極廣:從十九歲以來,他出版了七部書,而且體裁一部部不同:長篇小說,文化散文集,文學理論專著,文學理論翻譯:他是『80後』新一代中很少見到的『文化人』,這種文學吾家事,文字上十八般武器無所不能的文化人,『五四』時代常見到,但此後就日漸少見,在專業分工過細的當代,幾乎絕跡。
雖然我比較了解韓?,見到這部文學史著作,依然覺得非常驚奇,為一個時代的文學寫史,必是對這個時代產生的所有重要作品了如指掌,無法藏拙,無法閃避,無法就自己的好惡作挑選。但是,當代文學史既然如此特殊,既然被人視為畏途,就總有勇者來做。如果歷史能挑選它的言說者,它也會挑選一個『80後』的『文化人』。那麼,如果這個時代的文學史挑選了韓?,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