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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深山藏古寺,碧溪鎖少林』,還是『日出嵩山坳,晨鍾驚飛鳥』,少林寺的『公眾形象』,早已截然不同。近日,又有消息傳出,這座千年古剎、禪宗聖地,在柏林、倫敦等地辦了40多家公司。消息一出,眾議嘩然。
爭論的焦點,其實並不在『國際化』:如果是出國弘法,質疑估計也就蕩然無存。新的新聞,背後仍是老的問題:少林寺是否已為市場邏輯所左右,信仰是否應靠商業營銷獲取話語權?而這些,也正是所謂『少林寺現象』引來的一輪又一輪爭議中共同的主題。
公眾心目中的佛教寺院,往往是這樣一幅圖景:遠離凡塵,香煙繚繞,晨鍾暮鼓,清心寡欲。這也是必然,寺廟除了是出家人的清修之所,也承擔著實現淨化、安慰等宗教的心理和倫理功能。
不過,這樣的認知同樣需要反省:我們是不是把從各種文化傳奇、文學作品中汲取來的認識,當成了一種普遍的想象,強加給了現代社會中的寺院?畢竟,武當不一定有狂道,青城不一定有隱俠,金庸筆下連掃地僧都高深莫測的少林寺,也從來就不曾在現實生活中存在過。
當方丈成為CEO,當寺院注冊成公司,當少林成為商標……我們發現,處身河南的少林寺,與處身《天龍八部》的少林寺,何其相異!而少林寺的爭議,正存在於這樣一種想象的圖景、認同的模式與一個寺院的現實選擇之間的『對撞』中。滿足了社會想象,卻不一定能滿足一個宗教實體甚至一種宗教本身的發展,這正是矛盾所在。
更重要的是,這樣來源曖昧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佛寺乃至佛教的發展。如果在遠不同於小說的現實世界中,仍然要求寺院處於深山老林、居於社會邊緣,無緣於世事、無視於社會,最終的結果,可能只能是『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了。
拋開寺院生存的現實選擇,拋開政府、地方與僧團的種種利益博弈,我們對佛寺、佛教的認同,難道不也需要與時俱進的更新嗎?而小到一個寺院、大到整個教界,難道不也需要獲取更為積極的公眾形象和社會認同嗎?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少林寺的選擇,未嘗不是新的時代條件下佛寺、佛教生存發展的一種『策略』。
經過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某種程度上的斷裂,經過上百年來各種信仰、思潮的激蕩和變遷,經過近30多年來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深度衝擊,作為一種古老的、中國化的宗教信仰,佛教的發展、佛法的弘揚,確實需要探索一條適應時代變遷的進路。進行這樣探索的,不僅有少林寺。比如,臺灣聖嚴法師創建的農禪寺,有禪訓班、禪坐會等面向大眾的弘法活動;遼寧海城大悲寺,僧人每年農歷八月十五開始行腳,行腳途中托缽乞食,沒有功德箱,每月兩場佛事,不收取任何費用。這些,都應該說是當世佛教的多元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