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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紅漫 經濟學者
2011年1月7日,溫州市對外經濟貿易局在其官方網站高調公布《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方案》。由此,溫州開全國之先河,成為第一個允許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的城市。然而時隔不到半月後,溫州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卻因為未經主管部門批准,而在近日突然宣布將暫緩實施。
鑒於溫州巨額民間資本在國內左衝右突放大了市場波動風險,同時這些資金又覬覦海外市場已久,官方對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的放行符合市場邏輯,有助於讓地下投機交易陽光化,同時也表明調控部門對資本項目管制漸次放松的政策取向。然而,政府對出海資本的管制過慮,卻抑制了這一政策的執行進程,甚至導致全國首個直投試點的快速夭折。其中的啟示在於,要想真正馴服民間資本這匹『野馬』,監管部門需要尊重市場內在邏輯規律,而不是試圖以行政力量去界定市場邊界。
有關報道顯示,監管部門叫停溫州境外直投的原因就是擔心出海資金無法監管。調控部門期望境外直投資金投資實業,但出海資金多數傾向於市場交易投資,鑒於兩者間的巨大偏差,以及無法對出海資金投向監管,這纔是溫州試點被叫停的最終原因。
遺憾的是,歷史經驗表明,盡管市場自身選擇不乏風險,但是市場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而這一能力是行政機構所不可能擁有的。如果調控部門試圖通過鼓勵境內資金海外直投來紓緩外匯佔款壓力,那麼必須容忍市場自發的選擇。鑒於行政部門根本不可能管制投資資金的『合理流向』,一旦以此作為政策考量的標准,則意味著境外直投只能關門了事。
剛剛過去的2010年,我國全年外貿總量逼近3萬億美元,外匯美元儲備餘額突破2.84萬億元,同比增長18.7%。顯然,如何實現龐大外匯儲備的保值、緩解人民幣昇值壓力,已成為擺在相關部門眼前的一道現實難題。問題的關鍵是,既然要開放資金外流,就必須要尊重市場選擇,而不是試圖人為乾預,這一點已經為溫州資本的流動經驗所印證。據保守估計,溫州民間流動資金規模在6000億元到8000億元之間。2009年溫州人均GDP超過3萬元。在經歷2009年山西煤改之後,溫州資本全部撤出能源領域,並在海內外急切尋求新的投資領域。去年以來,包括辣椒、大蒜、棉花等農產品價格的上漲,皆有投機炒作的推波助瀾,其中就不乏溫州游資的身影。與此同時,溫州資本對海外市場投資也一直興趣極高。在加拿大、迪拜等國家和地區,溫州人成為精明投資客的代表。為了讓手中的資金順利『出海』,溫州人各顯神通:或注冊『殼』公司將錢匯到國外,或走地下錢莊暗度陳倉。雖然兩種途徑皆處於法律灰色地帶,但海外創富的夢想讓溫州人把這些風險主觀地淡化了。
不可否認,溫州放開境外直投給一貫嚴厲的資本項目監管打開了一道縫隙。出於政策制定者的本意,在『堵不如疏』的監管理念下,借此將本就大規模存在的海外直投資金納入到規范管理的渠道中來,以此實現擠出地下錢莊、掌控海外游資去向的政策目的。但遺憾的是,相關境外直投的政策限制存在先天不足,包括具有溫州戶籍、因私護照、只允許投資實業等條件限制,與溫州商人逐利本性及商貿投資習慣不相吻合,這也注定了溫州直投政策遇冷的宿命,個人申請境外投資項目者寥寥。可以說,即便行政部門沒有對境外直投叫停,嚴格管制流向的特征已經注定在市場上遇冷。
筆者預判,從溫州個案可觀天下,境外直投的市場前景遠不樂觀。問題不僅僅在於資金投向一個方面,從全國而言,包括為貪官非法轉移資產提供通道、投資資金海外監管困難等顧慮,讓松綁個人海外直投的政策舉步維艱。近年來,官員借投資移民非法轉移資產、之後借機滯留海外的案件屢見不鮮。一旦個人海外直接投資合法化,也就同時為貪官外逃提供了更多捷徑。此外,部分以實體投資之名出海後的資金,如果繞道樓市、股市等限制項目,監管部門是否會面臨鞭長莫及的尷尬,也需要做出縝密的防范。
溫州個人海外直投試點經歷短暫的紛擾之後告一段落,是為民間資本與政策監管的一場初次博弈。其間,各方訴求考量的激烈碰撞,為今後資本項目政策開放提供了參考樣本。就此而言,溫州試點『暫緩』結局同樣具有歷史借鑒意義。(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