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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底,任弼時抵達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他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對報告大綱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還向任弼時詢問了王明回國後的表現和情況,任弼時實事求是地匯報了王明向中央爭權、跟延安分庭抗禮的種種行徑。任弼時所反映的情況有助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准確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從而避免了他們聽信王明的一面之詞。
1938年4月,劉亞樓也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匯報中共黨的歷史和現狀,毛澤東請劉亞樓帶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幾篇重要著作以及遵義會議決議,並叮囑他一定要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並請季米特洛夫轉呈給斯大林。
毋庸置疑,上述這些同志到莫斯科實事求是地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的實際情況,對於共產國際作出支持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
俄羅斯解密檔案表明,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後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鞏固繼續給予支持。1939年底—1940年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的組織問題准備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些建議和意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跟當時正在莫斯科治病療傷的周恩來探討了相關問題,並將相關意見和建議告知了周恩來,請周恩來在回國之後轉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一封發送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指出:『周恩來將會將一切情況轉告您本人,我們就中國事務和問題進行了探討並達成了一致意見。應當認真地分析研究這一切並完全獨立自主地作出最終決議。假如在某些問題上不同意我們的意見,請盡快告知我們。』
共產國際究竟提出了怎樣的意見和建議,收藏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裡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乾部部呈交給季米特洛夫的一份書面報告給我們提供了答案。這份書面報告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在黨的老乾部中,王明沒有什麼威望。無論怎樣,王明都算不上是在黨的實際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享有威望的領導人……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乾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民等人的交談情況,完成了對26名中共領導乾部的評述鑒定(鑒定附後),這26人應當在黨的七大上提到黨的領導機構中。他們主要是曾經從事過嚴酷的地下工作、經歷過國內戰爭並且現在正從事著黨務、軍隊和政治等方面的領導工作。這26名同志中特別傑出的是:林彪、賀龍、劉伯承、聶榮臻、肖克、徐向前、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這些同志作為八路軍的領導人和指揮員不僅聞名於黨內,而且聞名於全中國。鄧穎超(周恩來的妻子)、毛澤民、高崗、徐特立、陳毅等人都是久經考驗而值得信賴、經驗豐富的黨務工作者……毛澤東確實是中共黨內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他比中共其他領導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比他們更能准確地搞清楚中國復雜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勢的實質並正確地提出任務。』
這份檔案文件表明,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之後,莫斯科繼續給予毛澤東肯定和支持,這對於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鞏固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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